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四）

Limi地区的年轻藏人。（图片来自instagram）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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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imi人的身份认同

我们固然不能夸大“西藏之外的西藏”这一说法。就Limi地区而言，首先，面积不大，依傍河流和地势而分布的三个村庄共约1500人，靠近普兰的梯村与另一头的藏村的村民更善于经商，但正如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所观察到的：“随着1959年的事变，旧的贸易类型遭到实质性的改变”[1]，而新的商业贸易方式受到国与国之间跨境流动的影响，其实并不容易进行。出于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有不少户人家迁移到加德满都甚至更远的纽约，也有不少户人家去往边界另一边的普兰经商或打工，位于中间地带的瓦尔兹村迁移出去的很少，家家户户仍延续着传统，一年四季的许多活动都以仁钦林寺为中心。

从Limi边界看见的圣山冈仁波齐。（图片来自instagram）

其次，Limi地区划归尼泊尔已半个世纪，历史上也与尼泊尔有较多的接触，不可能没有受到尼泊尔方方面面的影响。比如，我在Limi青年的社交媒体上，虽然看到更多的是当地人所展示的图伯特成分，但在欢度新年的聚会上，他们也会随着尼泊尔的音乐自如地跳起尼泊尔舞蹈。第三，毕竟这里是村庄，缺乏教育的提高，地理条件也比较单一，也因此只能作为“西藏”的某个很小的局部而存在，毕竟有着广泛意义的多卫康及更多藏地，是不可能被小而又小的Limi代表的。并且我也相信，Limi人自己从未有过“代表”或“象征”的想法，他们更多的是归从与归属，并带着亲密的感情。

据森给滇真仁波切介绍，Limi地区的方言与边界另一边的普兰地区的方言基本相同，两边的人相互沟通，毫无障碍。“比较而言，普兰地方因为过早开发的缘故，传统已经比较淡化；Limi地方可以说至今保持着标准的、以前的藏人的状态。”森给滇真仁波切的声音爽朗，藏语基本是卫藏方言，汉语带有台湾汉语腔调，应该是受到了他众多的台湾弟子的感染。

Limi地区的年轻藏人在跳传统舞蹈。（图片来自instagram）

我与几位Limi青年有过文字交流和语音聊天。他们都会英文和藏文，甚而至于他们说的藏语比境内不少地区如安多和康的藏人说的藏语更易懂，是标准的卫藏方言，还带敬语。这能看出他们所受的教育，据知在直贡绛衮澈赞法王的安排下，Limi不少孩童在尊者达赖喇嘛的妹妹，被尊称为“阿妈啦”的吉尊白玛(Jetsun Pema)负责的西藏儿童村就学。这几位Limi青年都是当地精英，来自有名的家族，他们都对身为藏人的身份认同毫不犹豫，完全接受，这也是当地人的一致认同。本地人自己的认同才是最重要的，包括民族认同、信仰认同、语言认同、饮食认同等等，而绝不能以他者的评判为准。尽管在当今，因为诡谲多变的时局的影响，对身份的认同或有可能趋于复杂化。

在我看来，Limi人的认同感更重要的是与信仰有关：这体现在他们所信奉的直贡噶举教派及诸多仁波切，如直贡绛衮澈赞法王、努巴仁波切、森给滇真仁波切；也与他们本土的喇嘛有关，如与我在冈仁波齐有一面之缘的达琼喇嘛，如当地仍遵守家庭若有三子或二子即送一子出家的传统，可谓家家户户都有为僧之人。存在于此地无数世代的古老寺院和静修洞穴等，更是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布满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细节。所有这些都编织成一条非常结实的纽带，把当地人民与西藏/图伯特的精神紧紧地系在一起，哪怕他们走到再远的地方，就像澈赞法王讲述的，有个Limi人过去为僧后来还俗经商，如今在纽约生活，拥有优渥的生活，却觉得精神上远不如过去富足，因而更紧密地依恋家乡。

在古老的仁钦林寺，直贡绛衮澈赞法王主持法会。（Limi藏人提供）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必须一再重复：无论圣山以北，还是圣山以南，无与伦比的冈仁波齐矗立在那里，以一种突出的、美丽的也是最重要的地理标记，即以本尊胜乐金刚的身刹土成为藏传佛教徒的精神故乡，以魂山的本质成为雍仲苯教信仰者的精神故乡，这种触及灵魂和轮回来世的地理景观而形成的神圣景观，在漫长岁月中实际上是边界两边众生的共同身份。住在纽约的Limi青年仁钦啦发给我的一首流传当地的古老宣歌[2]正是这一表达：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朝拜诸圣地；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朝拜冈仁波齐。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朝拜诸圣地；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朝拜玛旁雍措。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朝拜诸圣地；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朝拜科迦银身三怙主。

有意思的是，我从Instagram看到一个小视频，是几个Limi藏人在普兰县某座新房上画画，他们一边画着藏式图案一边哼着西藏民歌，这个场景就像拉萨或其他藏地所常见的，这时传来一个过路者的汉语，四川话，很大声，房子上也出现了中文，于是某种违和感陡然强烈。

注释：

[1]利米半农半牧的藏族语群对喜马拉雅山区的适应策略，作者梅·戈尔斯坦，译者坚赞才旦，中国西藏网

http://www.tibet.cn/cn/cloud/xszqkk/xzyj/2002/3/201712/t20171221_5281161.html

[2]这首宣歌原文：

༡༽མ་ཤི་མ་ཆད་ན་། གནས་ཆེན་བཟང་པོ་ལོས་ཀྱི་མཇལ།

མ་ཤི་མ་ཆད་ན། གངས་དཀར་ཏི་སེ་ལོས་ཀྱི་མཇལ།

༢༽  མ་ཤི་མ་ཆད་ན། གནས་ཆེན་བཟང་པོ་ལོས་ཀྱི་མཇལ།

མ་ཤི་མ་ཆད་ན། གཡུ་མཚོ་མ་ཕམ་ལོས་ཀྱི་མཇལ་། 

༣༽

མ་ཤི་མ་ཆད་ན། གནས་ཆེན་བཟང་པོ་ལོས་ཀྱི་མཇལ།

མ་ཤི་མ་ཆད་ན།དངུལ་སྐུ་མཆེད་གསུམ་ལོས་ཀྱིས་མཇལ།

（原文发表于RFA唯色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8182021104501.html）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三）

Limi山谷的村庄。（图片来自instagram）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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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Limi山谷是“西藏之外的西藏”吗？

出于想更多地了解包括Limi在内的喜马拉雅地区，我网购了这套丛书：《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一）——环境、生计与文化》、《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二）——佐米亚、边疆与跨界》[1]。主编郁丹，云南民族大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主任（其实多年前我们认识，那时他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但渐渐脱离联系也已多年，毕竟我是不便接触的“敏感人士”），在序言的第一句即介绍丛书是“由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环喜马拉雅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研究’”支持，想必意在响应中国政府对被命名为“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国家和地区的深谋远虑。当然两本书精选的文章都是学术力作，包括多所国际知名大学学者的相关研究。

Limi妇女传统服饰。（Limi藏人提供）

  其中有篇文章[2]批评了美国人类学家斯坦·芒福德（Stan Mumford）在他关于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佛教和萨满教的研究中强调的：“一部关于西藏村落中藏传佛教的完整民族志，只有在西藏边境下方喜马拉雅边缘的尼泊尔才可能完成，但在西藏之内是不可能的。”认为像斯坦·芒福德这样的“在尼泊尔和印度做研究的民族志学者，试图将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定位在藏传佛教的文化世界中”，“把‘尼泊尔’降级并归属于‘喜马拉雅边缘’，而不是一个在政治上一直延续的民族国家，这表明了去除国家边界的期望。”

在仁钦林寺，信众向法王供奉宣舞。（Limi藏人提供）

 我没有读过斯坦·芒福德的著作《喜马拉雅对话》，但因受到这段批评的启发，继而对正在写作的这篇文章关涉的诸多话题有了更为慎重的思考和尽力深入的了解，认识到在论及圣山冈仁波齐南边的Limi地区，斯坦·芒福德的观点应该是对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在近代历史的激烈进程中，此地不同于西藏，并未遭到毁灭性质的改变，而是仍如从前，保留了并延续着属于西藏文化的传统，这应该与边界的划分、所属有关。当然在尼泊尔境内的藏文化地区不止Limi，更有木斯塘等地。需要声明的是，我并非人类学者，既没有过对Limi等地区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也没有过从方方面面去研究Limi等地区与西藏的关系，我仅仅是出于对冈仁波齐的奉信和热爱，并对由冈仁波齐引发的、延伸的故事有兴趣而已，主要是人与命运的故事，而且我记录的故事也仅是浩如烟海的故事中极少的一些，所以在表达相关看法时若有差池或不妥，还请海涵，权当个人之见。

我关注了几个Limi人的Instagram和Facebook，诸多图片、视频及说明如同打开的窗户，让我得以窥见深掩于喜马拉雅山麓里的Limi地区，确实在诸多方面表现出“西藏之外的西藏”，无论日常生活的衣与食，精神生活的信仰与仪式，以及语言与文字，神话与仪式，歌舞与配饰，婚俗与葬俗，建筑与装饰，农牧与贸易等等。许多场景我都很熟悉：冬季大雪封山封路，一片白茫茫，新年洛萨来临了，达玛鼓敲响了，而这正是被称为“西藏宫廷乐舞”的嘎尔的重要乐器，自五世达赖喇嘛起，来自上阿里三围的嘎尔乐舞及乐器，出现在供奉着狮子宝座的颇章布达拉，向尊贵的依祜主奉献妙乐，被喻为如云供品，为此成立乐舞队，专门为政教法王及政府服务，从此具有了高级的礼供意义。随着达玛鼓的鼓声，众Limi男子穿藏袍，戴哈达，庄重地起舞。接着是踢踏舞，剑舞，舞蹈和旋律中有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而在古朴的寺院庭院，可以见到村民男子扮成出征武士的舞蹈，仪容装束和举止姿态亦仿如吐蕃时代的回光返照；可以见到僧侣的金刚法舞“羌姆”，所佩戴的面具更拙朴，所持举的法器有剑、骷髅碗等，所展示的舞姿比如今的更有古旧感。

在培给林寺，信众表演传统仪式。（Limi藏人提供）

还有放牧时的牦牛毛编织的黑帐篷和妇女做酥油的场景。还有用糌粑做的日常食物和法会祭品，这个细节很重要，对于藏人来说，由青稞炒熟磨制而成的糌粑，在藏人的文化中象征民族属性，意味着民族认同，如果问你“吃不吃糌粑”，如同问你是不是藏人，堪称作为自我的糌粑。另外，糌粑除了是藏人的主食，还具有宗教的功能，我在一首诗中写过：“当糌粑用作食子/糌粑就是人与神共享的食物/当然这些神灵是本土的/属于自己而非他者/或者叫做措，或者叫做朵玛[3]。”                                                                        

昆仲衮寺的古老面具。（图片来自网络）

  分布在Limi山谷的三个村庄，各自拥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寺院：除了位于瓦尔兹村的仁钦林寺，还有位于梯村的昆仲衮寺，位于藏村的培给林寺。三座寺院都是直贡噶举传承，寺主皆为正当盛年的森给滇真仁波切，他因此也被称为“Limi祖古”，同时他还是尼泊尔的多波等藏人地区寺院的寺主。他于1981年出生在边界这边的普兰县，如同在今中国行政区划里的藏地适龄儿童要有的学校教育，他也上了小学因而有了通晓中文的基础，毕业后考上设在汉地的“西藏中学”却未去，而是遵循与生俱来的更重要的使命，翻越雪山，抵达印度，得到直贡绛衮澈赞法王的认证，原来是八百多年前吉天颂恭尊者的大弟子森格益西的转世，恰与Limi等地有深厚法缘，并在仁钦林寺圆寂。

森给滇真仁波切在2008年去Limi地区。（Limi藏人提供）

  我在YouTube上观看了森给滇真仁波切在2008年去Limi的视频，看到我熟悉的行脚僧-达琼喇嘛满面喜悦地为他牵马，看到身着传统服饰的妇人代表当地人民庄重地向他献供，看到供奉着古老佛像（其中有一个悬挂在柱子上的金色面具让我觉得有古象雄的风格）的古老佛殿对他敞开，实在令人感动。当我听到森给滇真仁波切谈及他最新的计划，是在仁钦林寺右边的山上盖15间闭关房，盖好之后他会去闭关一至两年，我仿佛看到古老传承的河流是如何地注入了新的生机，依靠永不枯竭的精神之水的滋养而存活的当地众生，又使得这一可以称之为“西藏之外的西藏”的生态长久存在，也即是说，精神领袖与信奉者之间是灵与魂、血与肉的生命关系，如果忽略或者无视这一关系，不是过于轻率就是另有用心。

仁钦林寺的古老佛像。（Limi藏人提供）

又比如位于瓦尔兹村的千年古寺仁钦林寺，我们仅仅目睹图片和影像，就可以获得一个真切的认识：即经典上记载的、传说中颂扬的不曾中断的金鬘传承，被这座寺院展现并唤起对久远时代的记忆。我似乎看见了放弃王座出家的赞普后裔益西沃用等身重的黄金舍命邀请弘法上师，似乎看见了拉喇嘛绛曲沃恭迎伟大的阿底峡从印度带来了“修持佛法的四种共同基础”，即比黄金更宝贵的“四共加行”。尤其是，出生于古格王宫下的小村庄的大译师仁钦桑波，他在Limi这片高山深谷里获得了永世的存在：不只是精神意义上的存在，那尊用他的骨灰与当地泥土所塑的造像提供了类似骨血传承的隐喻，更具有不可否认的说服力。

设想一下，假如Limi地区在1961年签订中尼边界协议时划给了西藏这边，那么一场场革命的风暴势必难挡，难躲浩劫的仁钦林寺、昆仲衮寺、培给林寺或可能荡然无存，或可能徒剩空壳。就像我前不久读过的一本书，《拉萨市古地名名录》[4]，汇集了拉萨一带的寺院、塔、碑、老房子等上百处，但读了很伤心，因为这些古迹大都在1950年代之后，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毁或被损坏，以致于编撰者都不好意思过多提到文革，不然通篇满是毁于文革那显然太刺眼，于是换个说法，如“目前已修复”、“八十年代恢复维修”之类，却不提为何要“修复”、“维修”的原因。

注释：

[1] 这套丛书由学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2] 这篇文章在丛书（二），即《喜马拉雅中心区在“佐治亚”吗？》，作者是Sara Shneiderman。

[3] “措”（ཚོགས་）与“朵玛”（གཏོར་མ།）皆为用酥油和糌粑做的供品。

[4] 《拉萨市古地名名录》，拉萨市民政局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18年。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7292021144600.html）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二）

2008年2月间，Tenzin Sonam和Ritu Sarin在采访我。（王力雄拍摄）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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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想起木斯塘王国及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的一些往事（下）

同时，由拉姆次仁（应为宗喀·拉莫才让，Tsongkha Lhamo Tsering）这个名字，我联想到他的儿子丹增索朗（Tenzin Sonam），住在达兰萨拉的电影人，于2008年2月与身为印度人也是电影人的妻子Ritu Sarin及摄制组，非常不容易地来到北京，为正在拍摄的纪录片《乌云背后的太阳》（The Sun Behind The Clouds: Tibet's Struggle For Freedom）采访了我和王力雄，还拍摄了为8月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修建的鸟巢体育馆，当时还在施工。一见面，丹增索朗就送给我几本厚厚的书，介绍说是他的父亲在流亡岁月中著述的回忆录，那是一套用藏文著述的丛书多达12卷，是对西藏当代历史至关重要的记录。宗喀·拉莫次仁是安多宗喀地区的藏人，“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非常重要的领袖之一，少年时代去南京学习，中文非常好，藏文则是在流亡之后并在尼泊尔的监狱中进一步学习的，当然他再也没能返回故乡。丹增索朗的另一部纪录片是关于他和妻子曾去过父亲的老家，见到父亲的兄弟，彼此之间几乎语言难通，但他们带他到山上的一排家族坟地，流泪指着一个空处说，这原本是留给他流亡在外的父亲的墓地，但这已是汉化的葬俗……

念及丹增索朗与我各自的人生，此刻我意识到：我们的父辈既是同族人，却又是敌对的军人；而我和他成了友人，并且都是流亡者（是的，我认为当我因写作而被开除出中国的体制时，我即从此成为流亡者，内部流亡者），他有故乡归不得，但他所在的流亡族人的圣地我却去不成，尤其是在2008年3月发生于全藏地的抗议之后，更是没有来往的可能性，两代藏人的命运正是西藏近代史的部分缩写。

1976年6月5日，任荣在拉萨机场迎接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图片转自网络）

在网上搜寻相关讯息时，我看到一张以前没见过的照片，是1976年6月5日比兰德拉国王抵达拉萨，受到时任西藏党政军第一把手的任荣满面笑容的热情迎接。实际上比兰德拉国王的每次到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国事访问，当然最有名的是1973年12月9日携王后与毛泽东会见的趣闻。据毛泽东的英文翻译章含之回忆【1】，当毛见到漂亮的王后，握手时拉着她的手久久不放，王后的手被毛拉了那么长的时间，“在场的人包括国王都不敢笑，也不敢提醒毛，只是年轻的王后十分尴尬。事后，我们猜想是在国王访问之前，有人向主席谈及王后年轻、端庄、美丽，主席很想亲眼一见。”比兰德拉国王来拉萨之前在成都停留数日，离开时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总理华国锋专门到机场欢送，其中还有时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赵紫阳。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王后。（图片来自网络）

比兰德拉国王在拉萨的每天活动都是报纸头版。据新华社报道【2】，当时还特意安排尼泊尔贵宾“观看了拉萨市民兵的军事表演。……参加表演的藏族、汉族、回族和布依族（还有布依族？）男女民兵，为贵宾们表演了高炮对空中活动目标射击、步兵打空降、步兵排射击以及步兵班和单兵对抗射击等军事项目。……表演结束后，参加表演的男女民兵列队高呼‘中尼两国人民友谊万岁！’”在如此声势浩大的阵仗前，不知道比兰德拉国王有没有受到震慑。其他活动还有：“尼泊尔贵宾游览了布达拉宫”；“参观了西藏革命展览馆”，目睹了“把封建农奴社会的旧西藏变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光辉历程”；“游览了哲蚌寺、罗布林卡”；“参观了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代建筑大昭寺”（其实大昭寺正是吐蕃君王松赞干布为从尼泊尔迎娶的王妃赤尊公主所建）等等。在文艺晚会上，“曾到尼泊尔访问并受到过已故国王马亨德拉陛下亲切接见的著名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和独唱演员常留柱，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用尼泊尔语分别演唱了《中尼人民情谊长》、《中尼友好歌》。”

当尼泊尔贵宾于6月9日离开拉萨，“拉萨各族人民身穿节日盛装，聚集在街道两旁。……青少年们吹响竹笛，打起腰鼓（据说是陕北腰鼓），欢跳民间舞，高唱友谊歌。人们挥动彩带，不断高呼口号，热烈祝贺比兰德拉国王访问我国四川、西藏地区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如今寄寓台湾的流亡藏人索朗多吉对此回忆道：“那时，我二哥在拉萨中学念书，他们也要排队迎接，用尼泊尔语言来欢呼。我虽然还小，却记住了这段欢迎词，至今没忘，可能发音不一定准，但至今这段欢迎词还印在脑海里：‘苏嗨达，苏嗨达，嗨迪嗨，嗨迪嗨，玛哈哒啦比兰德拉！’”另一位藏人也回忆说：“记得居民们在大昭寺前的街道两边迎接时，我也跑去看热闹，也看到了尼泊尔国王。”显然这个访问在当时的拉萨是多么地轰动，而如此隆重款待当然是对比兰德拉国王所做的贡献给予的回报。

 

对了，杨公素的书中【3】也提到木斯塘，是以“中尼配合扫清尼境内康藏叛匪”为题写的，摘录其中重要几句；“中尼两国于1964年协商，如何配合剿灭这股匪徒。尼方乃不断地向中方提供该股匪徒活动情况，向居住在尼境内其他藏族‘难民’散发中国政府印刷的大量招降传单。这些传单起了一定的分化作用，将死心顽固的叛乱分子孤立起来。尼政府并限制叛匪活动，阻止运送粮食弹药，同意中国军队在一定条件及地区进入尼国境向叛匪发动攻击，尼泊尔军队也采取一些军事行动加以配合。这样，在中尼双方配合下，于1964年6月终于把盘踞穆斯塘的康、藏叛匪全部肃清。”不过他写的这个时间有误，并不是1964年，而是1974年，他的记忆出错了。

木斯塘末代国王与民众。（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如今的木斯塘连自治王国都不是了，原本14世纪建国，18世纪被尼泊尔兼并，2008年被废除，成了尼泊尔的一个县，人口仅1万5千人。八年后，即2016年，被废黜的木斯塘国王在加德满都去世，象征着曾经拥有比较完整的自我的一页成了过去。也就任由他人猎奇、纷扰，据说每年约有4千名游客来访，一个并不大的旧王国却有超过两百家的酒店，早在新冠病毒流行之前就上了无处不去的中国游客的攻略名单，并以“中尼边境上最后的秘境国家”作为旅游广告词。而最新的广告词就像是不甘落后的号召：“中国边境的失落王国，去过的中国公民不足百人”。这意思是，中国游客要像填满拉萨和全藏许多地方那样，填满木斯塘吗？

注释：

【1】《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章含之著，文汇出版社，2002年。

【2】人民日报电子版:比兰德拉国王在拉萨观看军事表演和文艺演出 阿沛·阿旺晋美等陪同观看表演和演出 帕巴拉·格列朗杰等陪同观看演出（1976年）

https://new.zlck.com/rmrb/news/AOAAL2XW.html

【3】《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杨公素著，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审委员会，1985年。

（原文发表于RFA唯色博客：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6212021114120.html）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一）

Discovery Channel拍摄的关于木斯塘的纪录片《Mustang: The Hidden Kingdom》。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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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想起木斯塘王国及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的一些往事（上）

尼泊尔学者的文章对木斯塘的提及，让我想起多年前在拉萨，一位僧人借给我一卷录像带，是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1994年制作的纪录片《Mustang: The Hidden Kingdom》。我第一次见到木斯塘这个掩蔽在尼泊尔的小王国，说的是藏语，穿的是藏服，信的是藏传佛教，并有藏语名称“སྨོན་ཐང”（洛沃，Bl0-bo）,曾被围剿并被封锁近三十年：小小的堡垒似的王宫；寒酸的但有着拉萨贵族风度的国王和王后；破旧的却没有遭遇革命摧毁的寺院；昏暗的光线中难掩古老壁画的绝美光芒；贫穷的不乏快乐的百姓；深夜篝火边神秘“雪人”的故事；枯瘦的老僧绘声绘色讲述野兽怎么吃人；尊者达赖喇嘛的声音在木斯塘的寺院和空中回荡着……

纪录片截屏，木斯塘国王的讲述。（截图）

影片主要讲述的是：当木斯塘终于获得开禁，尊者派一位高僧仁波切代替他去那里，希望让佛光再次照耀那里，并应木斯塘国王的恳求带回当地孩童，在流亡藏人努力保持西藏传统文化的学校里得到教育，延续传承。两个被选中的男孩兴高采烈，他们的母亲为分别流泪。骑马，坐车，乘直升飞机，一路迢迢抵达达兰萨拉，尊者爽朗地笑着，给两个孩子摩顶，问他们的名字和年龄，给他们剪去一缕头发。最后，两个孩子在各自父亲惜别的目光中，走进明亮的、奔跑着许多藏人孩子的学校……

影片最令人动容的是，当那位仁波切在离开木斯塘的路上骑马至山顶，眺望远方——看不见边界的那边正是西藏，是他还在青年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别的故乡。几个也是流亡身份的年轻僧人悬挂起祈愿的五色经幡。天高云淡，山风飒飒。仁波切久久地伫立，用浓重的康区口音叹道：“西藏的土地，我们的家乡……是这样地美丽啊！内心很激动，看见家乡的风景，所有的诸佛菩萨与祈祷文从心里自然涌出……我们的家乡，令人惊讶地美丽啊！”说完，他的泪水夺眶而出。他竭力地压抑着，终究失声痛哭。长达一分多钟的镜头里，只有年老的仁波切忍不住抽搐的双肩，忍不住放声的哭泣和祈祷。年轻僧人神情凝重。远方，西藏的山川叠嶂，西藏的江河流淌，永志不忘……

纪录片截屏，仁波切所见的西藏风景。（截图）

我还看过两三部黑白纪录片，比较短，画质模糊，应该是1960-1970年代拍摄的，有关 “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以木斯塘为基地的游击战……我在一篇题为《拉萨的大人物厕所》一文【1】中写过：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接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向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警告说，如果不想办法关闭部署在木斯塘地区的流亡西藏游击队基地，就会派中国军队直接采取行动。与图伯特西部相连的木斯塘地区本是有着藏人血统、藏文化传承的小小王国，却被尼泊尔吞幷，也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失乐园，但当时还算拥有自治权，能够接纳称得上是同胞的流亡藏人自1959年3月逃亡至此，依靠美国中情局越来越少的支持艰难反击。令人唏嘘的是，先是1972年的中美建交让这份脆弱的支持戛然而止，比兰德拉国王的随之屈服，导致十多年来以游击战术给中国不停制造麻烦的许多丧失家园的藏人死于非命。这些事，是不能忘却的。”

当年的《光明日报》报道1973年比兰德拉国王访问北京，与毛泽东会见。（来自网络）

不过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过于简单。当我重又打开《雪域境外流亡记》【2】这本堪称我最早的反洗脑读物，仍清楚地记得最初的阅读震撼是如何地粉碎了那个“农奴翻身得解放”的神话。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是1987年在拉萨翻译出版，当局声称“以备批判”，未料大受欢迎，藏人争相购买传阅，甚至迅速传遍全藏地，于是很快成了禁书，却完全挡不住在民间私下流传。而1989年在康区达折多，从党培养“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大学毕业的我，就职于党的报社，正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是做权力的宣传喉舌，还是做一个尽量说真话的写作者？恰在这个关键时刻，这揭示真相的记录之书出现在我的面前，足以颠覆因被洗脑而被格式化的三观。后来我常常反复阅读，也悄悄传阅给信任的朋友，以致于这本书成了我所有藏书中被翻阅得最破旧的一本。然而每次重读，比如读到这些文字（相当复杂、无法简述的历史纠结与悲剧，这里我只能择选寥寥几段），百感交集，仍一时难以平复：

我收藏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两个中文版本，右为1987年在拉萨出版的禁书，左为后来在台湾出版。（唯色拍摄）

“毛泽东1973年11月（应为12月）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当面威胁国王，如果国王不关闭西藏游击队基地，他将直接采取行动。比兰德拉在威胁面前屈服了，……尼泊尔与中国秘密协调策划，如果康巴人企图撤退进入西藏，人民解放军则从康巴人的左翼驱赶他们。

“……当形势在朝著对峙急剧升级时，达赖喇嘛亲自进行了干预。他作了二十分钟的录音讲话，要求国防自愿军和平解除武装，……这些康巴指挥官几乎毫无希望地打了二十年的游击战，与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作对，……他说：‘我从来未向中国人投降过，我又不能违背达赖喇嘛的命令。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全部返回西藏，宁可在那里的战场上战死，也不在耻辱中贪生。’……几天之後，帕村自刎倒地。其他两名军官随後效法，自杀身亡。

“……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带，从一个营地转到了另一个营地，在高音喇叭里多次播放，因此一队队驮畜，驮著武器朝南而去。当尼泊尔得知康巴人的决定之后，它立即推翻了实行交换式解决办法的诺言。尼泊尔派兵进入木斯塘，开始了搜捕行动。全部自动解除武装的游击队都遭逮捕，被押送到焦木桑镇，而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则遭到没收。这种两面派手法的消息，很快传到旺堆将军的耳里。旺堆带上四十名精锐的警卫部队和游击队的文件跑了，他骑马奔向西面，奔波于尼泊尔与西藏之间，他企图最后跑到二百英里之外的印度边界去，人民解放军已经在等候他。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国人两次出击，将康巴人撵回了尼泊尔；而尼泊尔人的一次伏击，又将康巴人赶回了西藏。

“四水六岗”的领导人1966年在木斯塘的合影，左起第五人为宗喀·拉莫才仁。（Jamyang Norbu提供）

“……比兰德拉国王亲自向参加木斯塘战斗的几十名尼军官兵颁发了奖章和奖金，宣布了晋升令。在加德满都市中心的洞尼克尔广场，支起了一个大帐篷，里面陈列了旺堆的护身符、手表、戒指、步枪、茶碗，好奇的尼泊尔人在这里排队数日，就是为了观看这位游击队领袖的遗物。在这些物品旁边，还陈列着来自木斯塘各个藏军营地的许多其他东西，有望远镜、无线电和轻武器。在洞尼克尔广场的南边，也就是中心邮局的正对面，是加德满都的中心监狱，这里关押着拉姆次仁（即宗喀·拉莫才仁）和服从达赖喇嘛投降命令的六名康巴领导人，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七年萎糜不振的时光，直到1981年国王大赦，他们才终于获释。”

读到这里，我不禁低声自语：或许可以把2001年6月1日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被亲生儿子枪杀，甚至同袍血亲也遭夺命的惊天血案，看作是一种惨绝人寰的现世报应，但也令人唏嘘。

注释：

   【1】这篇散文提到了1976年中共西藏官方给访问拉萨的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盖厕所的佚事，见我的散文集《绛红废墟》，台湾大块文化2017年出版。

   【2】《雪域境外流亡记》(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美）约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6022021114927.html）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九）

楚布寺展佛。（1998年夏天，唯色拍摄）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九）

唯色

12、由冈仁波齐延伸的故事：逃亡、隐匿与重逢

我又想起一个故事，与直贡噶举的一位仁波切有关，也与圣山冈仁波齐有关。不过我认识那位仁波切的时候，他是楚布寺的年轻僧人，出类拔萃，直率勇敢。我还认识他的父亲，看上去很像拉萨的退休干部，但与他长谈后才了解到如同悲剧史诗的故事，确切地说与圣山有关的是他。我记录了这个故事，以《丹增和他的儿子》为题，收入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的散文集《西藏笔记》之中。于2003年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很快成了禁书，我也于来年被解除了在《西藏文学》的编辑职务。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文章，包括这个故事所记录的事实，比如描写父子俩在尼泊尔和印度的朝圣照片这段：

“千层佛塔。万尊佛像。菩提树。金灿灿的转经筒。丹增又让我看了两张照片。很郑重。也很小心翼翼。一间不算宽敞、也不华丽但洒满金色光线的屋子里，他和江央班登神态谦恭地候于两侧，而被拥于中间的，正是所有虔诚的藏人最熟悉、最亲切、最渴望的人——达赖喇嘛。这照片是1999年3月拍的。”

丹增其实也是一位仁波切，为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更那寺（噶玛噶举）寺主，六岁升任法座。他的家族雄踞一方，父为千户长，母为囊谦王室公主。他有三个兄弟，兄长是直贡噶举的加布仁波切。按说再过几年，他的完整的寺院教育就结束了，他就该在金刚法座上履行他的弘法利生的责任了，但轮到他这个十三世的时候，他的绛红色的人生之旅被来自外界的一股强大的可怕的力量给斩断了，正如我依据他的讲述写的发生在1958年春天的故事： 

“……他的哥哥突然把他从寺院里带出来，告诉他不逃不行了，再不逃就会没命了，然后塞给他一支长枪和一匹马，带着上千名男男女女匆匆地踏上了逃亡之路，也可以说是不归的‘叛乱’之路，因为这个队伍是边打边逃的，执行‘平叛’任务的解放军一路围追堵截，紧紧跟着，一直跟到了今天的阿里地区革吉县境内。这时候，上千人只剩下了几十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散的散。丹增记得他的身边常常是一个活人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死人。起先他害怕得很，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其实谈不上习惯不习惯的，因为时刻都在逃命。丹增是后来才知道他和三个兄弟最终失散的地方叫做革吉县的。

“这片寒冷、荒芜而且没边没际的大草原，是在一个枪声大作的黑夜让他们余剩不多的人像鸟兽一样散落开来，并吞没或者掩护他们消失于其中的。当狂奔的丹增再也走不动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身边没有兄弟，也没有经师，谁都没有，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狠狠地大哭了一场。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厉害的一次大哭。然后，他擦去泪水，朝着有帐篷的地方走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牧人家里作了佣人。从此，十四岁的丹增开始了他的漫长的隐姓埋名的生涯。渐渐地，人们知道的是这个男孩在随家人朝圣神山冈仁波齐的路上，失去父母又与兄弟走散，变成了一个孤儿。”

当所谓的“解放”成为现实，“长达整整二十多年，丹增完全隐瞒和圆满编造了个人的身世”。他当过通讯员、驾驶员、技术员，都是普通一员。他谨小慎微地，经历了共产党发动的一个个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出于自我保护，他哪个派都不参加，也不得罪。后来，他结婚了，有孩子了，在拉萨定居下来了，“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开始难以遏制地思念起当初一起出逃的兄弟们。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如果活着，又会流落在哪里？他悄悄地打听着，查寻着，每一次单位组织下乡总是最积极的一个。尤其是去阿里、那曲一带。那一带果然有些同乡人。他清楚他们一定是当年失散的同伴们，但他从不去找他们。他的寻找依然是暗地里进行着的，一切都是悄悄的，不动声色的，他早已经习惯了这样。就这样到了1980年，又有了一次去阿里的机会，距离神山冈仁波齐很近，有同事的一个亲戚也要搭车去朝圣，可一直走到了神山脚下，那人才告诉他，他是打算翻过神山逃往印度的。丹增这次不害怕了。他直觉地认为这是他寻找兄弟们的一个机会。或许，他的兄弟们就在那边呢。于是他委托这人帮他打听他的失散二十多年的兄弟们。这人也答应了。然后他们一起转山。计划是转着转着就各走各的。可不曾料想，一个极其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

“丹增反复对我说这是真的，真正的，我真的就在转山的时候，碰到了我过去寺院里的僧人。虽然我们二十多年没见面了，而且当年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们互相都认出来了。我像被电打了一样。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我的家乡人，还是我的寺院的僧人。我愣愣地站着，他也愣愣地站着，谁也不敢相信啊。他扑通一下跪到在地放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说：‘祖古【1】，你只是胖了一点，还是和以前一样。’”

“这个在转山路上遇到的僧人正是从边界的那边过来朝圣的。丹增说，那时候对边境的管制不像现在这么严，只要有过往尼泊尔的通行证，是允许那边的人来这边朝圣神山的。丹增说，这个僧人也是当年一起出逃的人，一直跟着他的兄弟们。他的兄弟们果然是逃到了印度。……就这样，丹增终于找到了他的兄弟们。”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写到：“我佛慈悲。我佛终究会在适当的时候，因缘具足的时候，让善报或恶报示现给芸芸众生看的。”

现在我意识到是圣山冈仁波齐给予了这一因缘具足的时刻，使得离散的亲人获得重聚的机会。就在我打算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意外得知丹增的兄长，直贡噶举著名的加布仁波切，已于三年前在印度圆寂；他那离开故乡的儿子，已在异国成为直贡噶举新一代仁波切；丹增与妻子依然在拉萨生活，也时常返回寺院，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能与他再见。

从网上检索更那寺不多的讯息，我找到有关寺院概况的简介，其中除了提及丹增为第十三世寺主，还提到寺院三位仁波切中的一位叫贤林祖古，“卒于1958年”。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间，让我想起藏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的文章《死亡统计》【2】，就2012年5月在囊谦挖出的一个乱葬坑里所暴露的累累白骨写道：“图片非常清晰，当地人流传这些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僧俗人士的遗骨。”他还翻拍了1999年北京出版的《中国藏学》杂志有一期当中的一页，记录了玉树地区的一座寺院多位仁波切，无论年长或年轻，无一例外的，全都死于1958年。丹增与他的兄长也正是1958年逃出被镇压的寺院。

注释：

【1】祖古：སྤྲུལ་སྐུ།，化身，转世者。指藏传佛教的转世高僧，汉译活佛是错误的。

【2】《The Body Count》，http://www.rangzen.net/2012/09/14/the-body-count-2/。中文譯文《死亡統計》，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9/blog-post_28.html。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5052021161724.html，这里有修改和补充）

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2003年出版后被禁。（唯色拍摄）

丹增和他的儿子见到了尊者达赖喇嘛。（唯色翻拍）

2012年5月，在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挖出的乱葬坑里的骨骸，当地人认为是1958年被杀的藏人僧俗的遗骨。（图片来自Elliot Sperling）

敬安仁波切、加布仁波切与法王噶玛巴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北京出版的《中国藏学》杂志1999年某期截图，记录了玉树地区拉布寺的寺院领袖全都死于1958年。（图片来自Elliot Sperling）

玉树州杂多县更那寺及三位仁波切。（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