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鸿专访艾未未：文明的定义，取决于在黑暗中失去声音的人

艾未未在以色列博物馆布展工作照。

艾未未和在加沙上学的大学生们。

【2017-07-26 端传媒首发。】

唐丹鸿按：我在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外的空地上等艾未未从机场过来。对面是以色列国防部，大厦圆形顶部是直升机停机坪，旁边一座装置了各种雷达天线的尖塔高耸。艾未未从一辆有点古怪的黑色大巴下来，和他正在拍摄的难民纪录片的一名导演一起。他们形色略显疲惫，皮肤黝黑，应是钻那些难民营时晒的。两年前加沙战争时，他在推特转推了不少我关于战争的推文，我就指给他看国防部，说每次战争时，以军的总指挥就在这里。他举起相机边按边说那要拍张照……选择在这里与他会面，因为艺术博物馆花园旁的露天餐厅优雅安静适宜谈话。 

艾未未说，以色列军方拒绝发给他去加沙的通行证，他问我有没有办法。我噗嗤笑出来：“你觉得我，一个在大学教中文的外国教书匠，有这种神通吗？”我问他是不是在搞怪，他严肃地否认了，说一定要去加沙，为此会尝试任何可能性。

散漫交谈中，我习惯性给初来乍到的人略充“导游”，说我们正在吃饭的花园旁边，是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艾未未说，就是这个美术馆，取消了他与一位以色列艺术家的联展。这位以色列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以巴勒斯坦难民为题材……然后艾未未上了一辆出租车去了耶路撒冷。他走后一个月，对面的以色列国防部附近，两名巴勒斯坦枪手向露天餐座扫射，四人死亡。这两名枪手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希伯伦，他们装束成侵占了希伯伦的犹太教定居者的模样。这一年，暗合着艺术馆取消展览的理由，“时间表不合适”：耶路撒冷、希伯伦以及这片“局部民主自由”的多处，“恐怖枪手”、“恐怖刀袭”此伏彼起，“恐怖”之说洗刷着“无审判死刑”、“定居点”和“占领”。 

一年后，耶路撒冷市中心吉瓦特拉姆山丘上的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举行了艾未未的个展《或是或非》（2017年6月2日-10月28日）。 

在博物馆的第三层，我和家人走过上亿的《葵花子》，走过艾未未打破汉代陶罐的乐高拼图，走过齐整贴满借据的展墙，走过枯枝汇聚的《树》，枯枝像移民来自不同的远方，我们踩在了《软地》上。这块依照第三帝国艺术圣殿大厅地面复制的地毯，覆盖了以色列博物馆展厅的地面，簇集的犹太人和稀少的巴勒斯坦族站在上面，壁纸《Odyssey》上奴役、炮火、杀戮、难民和流散，像镜子映照着他们，旁侧影像中的加沙老虎奄奄一息，成都警察和被警察打致脑血肿的反对者，犹如穿越时空将镜头朝向这里，两个孩子在意义多重交织的《软地》上嬉戏，他们身上有死在达豪集中营的人以及死在土地改革中的人的基因，也是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士和中共党员的晚辈。孩子欢笑，还不知身处怎样的世界中…… 

以下是2017年7月我与艾未未的访谈纪要。

艾未未与唐丹鸿在特拉维夫艺术馆花园餐厅。

唐丹鸿（以下简称“唐”）：近两年柏林定居后，在推特上你似乎更多转推外媒信息。对大多数翻墙上推的中文关注者来说，看不懂，很多也不是他们关注的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呢？

艾未未（以下简称“艾”）：我生长在一个人权理念受压制的社会环境中。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我是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员之一，直到2005年当我开始尝试使用互联网。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全方位的政治参与，在任何可能的情形下，我都会不自觉的卷入维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事件。可以说，强权之下的经验和反抗构成了我生活的主体。我认为，维护权利，维护言论自由是一个艺术家无法推卸的责任。如果放弃自我表达，弱化自我的声音，那样就是把一切交由强权来操控，那会是很讽刺的事。我时时有必要平衡和抉择如何介入，并排除空泛的姿态。

2015年出国在柏林定居后，我的关注面主要是国外，但我并不只是转国外的报道，对国内发生的比较重要的议题，我都会发表一些看法，只是和从前相比要少很多。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以前我在中国，我几乎只关心中国的事儿，不在那儿了，关注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就差了。身在海外而只关心中国问题，缺少真实和诚实性，是因为不在那个境遇中，不受那个境遇的条件约束，很多谈法都不真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可疑的。不在危险的境地中的反抗，其真实度会有问题。反抗的正当性来自直接或是间接地承受痛苦，以及承担因反抗带来的伤害，承担其责。

其次来到国外生活后，我从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凸显出来，比如西方政治环境中的民主与自由，诸如此类是我在中国并不需要考虑的。来到欧洲直接面临的就是难民的问题，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几十个难民营，采访了几百人，相关的官员、联合国救援组织、非政府组织还有志愿者。从希腊开始，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加沙和西岸地区，黎巴嫩和约旦，然后有摄制组去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孟加拉和非洲的肯尼亚，加上墨西哥，走了不少地方，见了一些人，拍摄了近一千个小时，我们制作完成了一部纪录片 “Human Flow”《人流》。这个纪录片将会在全球公映。整个过程中，我使用较多的是社交媒体，把我每天的工作情况直接放在推特和Instagram上，一天百条的情形常有。

我认为，人权是一个通行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域性或阶段性的概念。这属于今天的理解，可是这个理解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你经常会看到哪个地方拆迁了，一些人关心自己村里的房屋拆迁，对临村的道路改变、房屋拆迁是不管的。这种局域性的反抗，无论是从理念还是效果上都不太好。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其他宗教的侵权的问题，少数民族或是同性恋问题。常常是权益的受害者自己出来呐喊，然而，这些受害者通常并不关心其他方面的权益受损，这说明了中国人对人权、对人的价值的理解是狭隘甚至无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关心的人权是一个整体，我不在意他们关不关心我，或说他们是否看得懂，这根本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存在转变，我是遇到河流的时候才会想到架桥梁，要我背着一座美丽的桥在旱地上行走，这是不可能的。

唐：你拍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多数中国观众心领神会并产生了强烈共鸣；而当你转向拍摄难民后，Twitter上“中国粉丝”的共鸣不再，甚至负面联想很多。可以说说你拍难民纪录片的缘起想法吗？你对相应“转向”了的中国粉丝怎么看？

艾：我基本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策略，我说了我只是面对我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也分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在中国的网络上和在国外的互联网上，我面对的观众显然不同，在国内的比较具体，而国外相对宽泛。拍难民的纪录片和我拍中国纪录片出于相同的目的。当我遇到了问题，我觉得需要通过记录才能够形成认识，形成一个可以供讨论的平台。

至于“中国粉丝”，我从不在乎，他们的联想跟我无关，有联想那还不错，转向了就让它去死吧。

唐：2016年你来了一趟以色列，然后去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在以色列你主要做了什么？以色列军方开始为什么不愿给你去加沙的通行证，后来怎么又给了？你在巴勒斯坦做了什么呢？

艾：我去加沙，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全球难民问题的纪录片。以色列对要去加沙的人都加以限制，他们最初没有给我许可证。我回答说，那很简单，我会等在以色列，直到他们给我许可证。这是我通常的做法，我也只会这一种做法。后来因为他们不愿意我等在那里，他们了解到这个事情可能演变为不仅仅是不给我许可证那么简单，所以当天改了主意，突然就给了。

在加沙，我看到了很多我没法想象的事情，这一段在我的电影里表述较多，总体说，你很难想象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里，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地区成为一座现代监狱，将近两百万人群强制性地禁锢和隔离在一个困境中。我看到了国际社会的无力，以色列的强硬态度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我有意采访巴以双边的政要，我们付出的努力收效甚微，以色列方的政要们说不想见。简单地说，以方没有一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还好我们与巴勒斯坦方面实现了沟通。当傲慢与敌视视沟通为恶时，人性的可能也就会所剩无几。

唐：2016年，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Tel Aviv Museum of Art）取消了你与以色列摄影家Miki Kratsman的联展。取消的理由是什么？你本计划在此联展中展出哪些作品？那位以色列摄影家计划展出的是什么？你怎么看待展览被取消这事?

艾：据我的朋友Miki说，取消我们的联展是对他的审查的结果，算是以色列存在的审查制度的明证吧，我相信他的话是有根据的。我当时还没有交出我的方案，也就不可能是因为我的存在。Miki Kratsman是一个好艺术家，一个优秀摄影师，他投入到了揭露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的迫害的活动中。他是一位令我尊敬的朋友。

唐：2017年6月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举办了你的个展《或是或非》，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个展览的策划和实现，与之前特拉维夫当代艺术博物馆取消展览，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你有很多作品，那么以色列博物馆和你，怎样议定哪些作品入展呢？是否存在对“敏感性”的审查或“自我审查”？

艾：关于这个展览，《或是或非》实际上是我对以色列地区政治的一个想象，展览的名字取自我和博物馆馆长在纽约的一次谈话，在他的谈话中经常出现类似的用语，一种不确定性，我告诉他，他的说法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很相像。人们都想知道以色列的政治现状，它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它的十分不清晰和充满矛盾，也促成了整个地区的不安定和焦虑。

《或是或非》是一个速成的展览，准备时间不足半年，没有更多时间为这个展览创作新作品。展品部分来自从未在这块土地上展出过的现成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有维护言论自由和社会正义，在不同的程度上，呈现出挑战专制统治的特质及那一段历史，所谈价值是普世的，对它所展示之地的现实显得尤其合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力为这个展览做了几件新的作品，它们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特征。在作品的入展过程中，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审查迹象。

唐：在许多人眼中，以色列是中东民主、文明之窗。以色列也身处中东硝烟地带，犹太人背井离乡、难民、流散、在海上漂泊被拒绝靠岸、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以巴冲突、与两河古文明地区当今的悲惨景象两相映照……这一切你在耶路撒冷的展览中也有回响：从慕尼黑艺术之家美术馆的地砖“复制”的地毯《软地》《Soft Ground》，以古埃及古希腊绘画图式展现的当代奴役、杀戮和大流散的墙纸，加沙皮包骨头的老虎影像——想请你比较一下，在慕尼黑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的地面铺展《软地》，与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的地面铺展《软地》。另外，除了墙纸，关于难民你还有甚至更具震撼力和令人心碎的作品，比如《自助洗衣店》、《法道》等。可这次在耶路撒冷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展出这些作品？你为什么展示加沙的老虎影像呢？

艾：我09年在慕尼黑的《So Sorry 》展览中的作品《Soft Ground》，一张地毯，它是对德国纳粹时期为希特勒建造的艺术馆Haus der Kunst主厅地板的复制，在慕尼黑的Haus der Kunst展出过，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称这座艺术馆要展出“最纯正的德意志意志的精髓”。这件作品能够在以色列展出，是我在制作这件作品时不曾想象的，从德国纳粹时期元首的“艺术圣殿”到现今耶路撒冷艺术馆展览场馆的语境变迁，时间和地点的挪位，历史与现实的覆盖和重置，赋予了这件作品新的关联性解读，使它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再生含义。

除了壁纸《The Animal That Looks Like a Llama but is Really an Alpaca》，我们还展出了另外一件新的壁纸，它是一件与当下难民问题相关的作品《Odyssey》，这是它第一次在博物馆展出。这件作品的参照是自古希腊时期至今的叙利亚的难民现实，它描绘了逃离战区，城市残骸，跨越海洋与边境，生存于炼狱般的难民营，面对欧洲多重暴力的文明图示，这不过是中东和欧洲陷入的愈演愈烈的悲剧的轻描淡写。难民跟以色列的现实有很大关系，巴勒斯坦人失去土地和家园以后，属于最大的难民群。

还有一件作品，是我去年在加沙拍摄的一只频临死亡的老虎的视频。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强制封锁，阻断了对该地区的物资供应，隔绝同时造成了加沙Khan Younis动物园中的很多动物死亡。在仅存的几只动物中有一只老虎，它叫“Laziz”。我们拍摄了关于它的20分钟视频，讲诉了生命在牢狱的封闭状态下的绝境。它成为加沙地带政治现实的象征，一个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苦苦挣扎、濒临死亡的边缘的对人性的酷刑。

这只老虎，后来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救助下回到了非洲。

唐：在耶路撒冷举办这个展览，你受到了一些人权组织的批评。主要批评你什么？你对这类批评怎么看？

艾：在Instagram评论上有一些批评，人权组织的批评没有看到，如果有最好能发给我。在Instagram收到的一些相关批评令我有点吃惊，它们显得短暂、单薄、且不容讨论的情绪化。我乐意更深地公开探讨这些严重的问题，但似乎不太可能，争论的双方都已形成了僵化的观点，人们在维护一种观点和态度时，忘却了观点和态度是属于生命的，是应由无数的生命来决定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没有太多的可选性，如果我决定不在以色列做展览的理由是因为以色列的种族主义和对巴勒斯坦的入侵，那么采用同样姿态，以我的政治态度，我同样不应该在中国做展览，也不应该在美国或是其它地区展览。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这样那样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我认为，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主动参与的一个单元，相对的说，这胜过简单的寻找一个“道德优势”的出口，如果坚持某种“道德优势”，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做了。艺术家不仅仅是在抵抗，他首先在抵抗不失去抵抗的权利，这个权利应是超脱世俗标准的，同样才是我所看重的属于艺术的那一部分，艺术家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表达观点，表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才是艺术的生存之道，也是它的力量所在。

任何一个展示行为，或者说任何类型的美学表达，都是政治的。就我而言，这个展览之地和它的现实是一件现成品，它正适于我的思考和提出问题，并检验当代艺术的功能以及可产生影响的诸多可能性。

拍摄纪录片《人流》拓宽了我对巴以冲突的认识。我的以色列的朋友们，大多并不苟同他们的政府的立场，我看到在今天是他们困难地捍卫人的基本尊严。讨论人权问题时，不能把政府和它的人民混为一谈，因为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带着同样的想法，我坦诚地接受了去以色列做展览的邀请，尽管我对去年的特拉维夫的展览不能成型而心有余悸。我相信展览能激活对话，引发矛盾和争议，主动地参与思辨和汲取现实的教诲，帮助我实现对这片陌生土地的认知。

我也愿意在任何一个巴勒斯坦的文化机构做展览，但还没有收到邀请。我邀请了一些加沙和西岸的艺术家和活动家朋友来看展览，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通过封锁进入耶路撒冷的博物馆……

唐：2016年初，你模仿3岁的叙利亚难民儿童艾兰倒伏地中海岸边的尸体姿态，倒卧在希腊莱斯弗斯岛海滩上。2017年5月底，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你的个展《或是或非》开展的前两天，你再次以同样姿势倒伏在《葵花籽》上。这一行为是即兴的还是“预谋”的？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艾：海滩的姿势是即兴而为，当一个印度摄影师提议我这样做，我说可以。这次也是一样，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以预谋的内容。就这件事自身来说，它简单到跟做任何其他事没有什么差别。这是一个关于存在于现代生活中的悲剧的模仿，艺术家提出警示，而不是一个虚假的道德的倡导者，那是牧师的职守吧。同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发生在每一个人面前，大家都详作不知，这也好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我总是会不小心地触碰到一些“文明人”的极其脆弱的神经。

唐：你感觉，以色列媒体和公众对你哪方面的作品更感兴趣，或者更理解，亦或更冲突？在以色列的短促经历，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艾：我根本看不懂任何以色列与我相关展览的希伯来文报道，所以展览与我几乎跟没做是一样的。

我和以色列朋友Miki Kratsman，和我的儿子一起，我们去了介于耶路撒冷和西岸之间的Qalandiya检查站，在车上，Miki忿忿地告诉我，因为他对当前的以色列政治局面发声,而被认为是一个“叛徒”。我听了有些吃惊,并不能不为他担忧。我有太多这样的友人，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因为坚持说出真相，继而受到威胁，有些至今还在狱中，或是“消失”的状态。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听着Miki断断续续的诉说，车窗外是连绵的可恶的隔离带，在水泥墙的另一边，越过那些铁丝网，是一个几百万人的、比世界很多民族都小的族群，他们生来就是被隔离的，包括他们的下一代，而且不知将被隔离多少代，他们没有可能知道墙这边的事，更不要谈去看一个展览了，我已没有心情与任何其他的来自双边的艺术家有任何接触。我对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印象深刻，导游在介绍时不断提到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提到48年和67年的战争，之后的版图，提到三个或是更多的宗教，还提到定居点。那一天和每一天，阳光强烈，我几乎全身裸露，步履实在地走向死海，据说我走了不近的一段路程。我们探视了死海，以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以及以色列现行边境沿线……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耶路撒冷这样的地理位置，它的强烈的宗教文化氛围，以及无尽的政治冲突是独一无二的。我头一次意识到历史和现实的，物质的，可触的，甚至无法逃脱的困厄，像可恶的梦境，这种不安存在于空气里，在阳光和影子里，在人们的表情里，在他们最放松的欢愉和最深的痛苦中。

我遇到了许多的普通人，有教师、学生、旅游者，或是知名作家，他们的言谈聪明、着装有品味，流露出良好教养，优越的处境和丰厚的文化，在很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我不能忽视的特质，这种特质在其它之处很难遇到，我不得不怀疑也许是因为我的某种心理在作怪，那就是，即使是在最欢乐的时刻，也能感到一丝的沮丧，一丝的无常，不确定，不妥或是不安。这是荒诞的，没有人会享受这样的特质，更不要说生活在其中，像是生活在极度的不正当之中，扮演生活而不是生活，这不可能，但是它很微妙的存在着，你知道你的存在与不公正有关连，你不想正视它，是因为你不能没有了它而依然存在，这其实是一种恐惧。我说的这种特质，可以感受存在于每一次握手时，存在于微笑和问候的时候。这样的不真诚之感，使我处在深深地不适应之中，即便我时时提醒自己只是路过了历史上最长久冲突的一个局外人。

地中海优美的海滩，戈壁沙漠中的宗教文化遗迹令人陶醉忘我，可是另一方面，焦虑和不安又无处不在，随处感受得到缺失和压抑。加沙呈现的失落并不相同，那是一片空白，犹如氧气的缺失，所有一切都会频临稀薄。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享有相同的地理位置，一边享有强势优渥的生存，另一边却是彻底的没落和无望，如此不对等关系，集中表现在巴勒斯坦和其人民的无关紧要，这种趋势是明显的。

文明，以及我们对人性的定义，并不来自那些个体的繁荣或进步，却是取决于那些遭受不幸，承受不公正待遇，被遗忘在黑暗中的没有声音的人，这些命运无关紧要的人，同样说出我们的人性是如何的无关紧要。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人们或许意识到，片段的局部的自由，它只可能是禁锢的另一种形式。无论是“左”是“右”，最终的评价还是对或是错。

唐：举行开幕式的博物馆雕塑园区有你的装置作品《铁树》，听说这两棵铁树一模一样，在你的意图中，隐喻的正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请你说说你心目中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说得比这两棵树更具象一些。

艾：我再说些什么也不可能比这两棵树更具象了。两棵树的原型，是由在中国南方的山脉上的不同种类的枯枝干的组合，它们是两棵，但同时也是一棵。

唐：前面你提到在中国，很少人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你也谈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几百万人被强制性的禁锢和隔离在一座现代监狱。那么，能否简单谈谈你对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观点？如果把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做法，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做法并置，你看见了什么？

艾：西藏和新疆，是两个被称为“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分别为650万和1000万。在专制政权统治下，我们看到两个地区都失去了基本的自治权利，宗教，文化，语言和历史断裂和消亡，这些民族的政治权利和文化特征的消亡，是专制之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拒绝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对话和文化尊重，种族隔离的政策从来是构成种族仇恨和暴力之源。

在耶路撒冷地区和加沙地区，随处可见以色列政府的傲慢和蛮横之处，与中国不同之处，是巴勒斯坦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历史的生存空间，仍有地缘政治的同情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举步维艰，以色利的社会形态允许存在不同的舆论。中国的情形不然，它是铁板一块，涉及民族问题的讨论是绝对禁忌，少数民族在寂静中丧失了基本政治和文化权利。

唐：前面你的回答：“西藏和新疆，是两个被称为‘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分别为650万和1000万”, 这使我想到了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也许是最敏感的神经：藏人、新疆各族原民比如维吾尔人，他们有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历史叙述和国家认同，比如认为在1949年以前，西藏并非中国的一部分，新疆各族在满清和民国军阀的殖民控制下，持续抵抗和独立运动中。我的问题是，对藏人以及维吾尔人的历史观和国家认同，你是否有所了解？

艾：对于西藏和新疆的历史我知道的很少，尽管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新疆的一个兵团中度过的。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统治者永远在努力的切断和抹去历史，因为他们可以占领和统治的只是土地，而不是人们心中的记忆，他们想要抹去人对自己的过去的思恋，这个思恋强大到足以让江河倒流。没有历史和记忆的民族是没有自尊的，而没有自尊的民族则没有了认同的可能，没有了存在感。如果少数民族，西藏或是新疆有自己的历史观和不同的国家认同，有如巴勒斯坦一样，那就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同化他们，因为他们具有历史性的合法性地位。

唐：这几天在中国监狱里的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离世引致的反响中，你的中文Twitter发出了与主流“极不和谐”的声音。你为什么这么做？

艾：我不关心主流。我不希望看到刘晓波的价值，他的政治遗产被他的“友人们”曲解，无论以怎样的面貌，有意或是无意，这样做对刚刚失去生命特征的一个理想主义者都是残忍的。闭口不谈刘晓波失去自由的政治初衷，而是以“亲情”和西方势力的介入来替代他的个人理想和政治理念，消解个体意志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掩饰存在于全球政治中的政治虚伪性和实用性。它暴露出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瓶颈，在一个垃圾堆上剩下的是一群毫无理想的乌合之众。

2017-6-7

附：除特别注明外，图片皆由艾未未提供。

艾未未入境以色列签证。

以色列国防部。

巴勒斯坦被占城市希伯伦：原来闹市，如今“鬼城”1。

巴勒斯坦被占城市希伯伦：原来闹市，如今“鬼城”2。

以色列博物馆布展《或是或非》，艾未未作品《葵花子》。

《或是或非》布展期间，川普参观以色列博物馆，旁边是艾未未的作品《树》。

以色列博物馆艾未未个展《或是或非》开幕式（唐丹鸿供）。

关闭85天后重开的加沙拉法口岸。

加沙的市场因为战争变得荒废。

加沙的一座清真寺。

加沙的海产市场里捡小鱼的小孩子。

加沙动物园饿死的动物。

加沙濒死的老虎Laziz。

艾未未作品《软地》1。

艾未未作品《软地》2（唐丹鸿供）。

以色列博物馆展出的艾未未新作品，壁纸《奥德赛》1（唐丹鸿供）。

以色列博物馆展出的艾未未新作品，壁纸《奥德赛》2（唐丹鸿供）。

隔离墙1。

隔离墙2。

隔离墙3。

艾未未与摄制组在隔离墙。

利用废物做小模型的巴勒斯坦艺术家EidHathaleen。

艾作品《铁树》以色列博物馆1。

艾作品《铁树》以色列博物馆2（唐丹鸿供）。

（唐丹鸿寄稿。） 

唯色：“生态移民村”的“嘛呢石”

这篇给RFA藏语节目的文章，写于去年8月-12月我从北京回到拉萨期间，记录的是在途经格尔木时去探访“曲麻莱县三江源生态移民村的见闻，过去的台球桌而今被写上经文、改成嘛呢石安放在经幡丛中，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八月中，坐朋友的车回拉萨，在格尔木这座历史短暂的人造城市住了一夜。

五年前，我在此停留过，为的是访问住在城郊戈壁滩上的族人们。说“住”不够准确，他们是“被搬迁”的移民，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都是从被称为“黄河第一县”的玉树州曲麻莱县迁过来的，被安排在建造得如同兵营的移民村中。这么多藏人，过去是放牧牛羊的牧人，现在却被强行融入到所谓现代化的环境中，语言、饮食、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剧变，更遑论在这个环境中没有一席之地的宗教信仰，可想而知这样的“融入”会是多么的被动与痛苦。

我一直忘不了与这些藏人移民的一段伤感的对话。我问道：“你们搬到这里，家乡的山神也跟着搬过来吗？”穿着廉价西装的他们低下头说：“怎么会？我们把我们的神灵抛弃了，我们把我们的牛羊抛弃了，就为了每个月的500元。”

其实并不是为了这点钱，这些藏人便抛弃了祖先的家园和故乡的神灵。2003年，中国政府坚持认为西藏高原的草原退化，是藏人牧民延续了数千年的游牧生活造成，由此启动从未有过的浩大工程——将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地区的牧民迁移到城镇边缘。一种好听的说法是给草原喘息的机会，但结果可能会使藏人文化中很重要的游牧文化遭致覆灭。

据报道，这项名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计划移民16129户，89358人，涉及青海十多个市县和自治州。当然，这么多的移民全都是藏人牧民，被描述为“离开马背和羊群”，变成了“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外来者’”。

而当时，在新建不久的移民村，我尤感荒凉的是，这里甚至没有一座可供藏人们履行佛事的“嘛呢拉康”或佛塔，也没有长住的僧人可以用佛法来帮助这些移民变得空虚的内心。

所以再次进入移民村，我注意到，在曾经空旷的戈壁滩上出现了一座座状如帐篷的经幡群，庞大而且连绵，正被傍晚的风吹得哗啦啦地招展。紧挨着经幡群的，是一幢绛红色的房子，可能里面竖着巨大的转经筒，可以让转经的人们得到安慰。再往对面看去，与一排排移民房屋仅隔一条路的空地上，建起了有着寺院风格的建筑。

我拦住过路的一位男子，得知他在这里住了六年，仍不习惯。每年每户才得5千元，完全不够。他偶尔能找到在工地上挖土搬砖的粗活，一天才挣二三十元。“寺院有了安心多了”，他望着隐入夜色的那片绛红色的房屋说。“我们自己捐钱找钱修的，现在就担心政府会不会批准，可能同意吧，不知道不知道。”他把可能性都说了，让人满怀同情。

我还去了一户家中，穿藏装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他们都在上学，会说汉语，穿得也像城里的汉人孩子，只是脖子里挂着喇嘛给的护身符。女人说自己的丈夫会开车，但还是买不起肉和酥油，只能买人造黄油打茶喝。

离开移民村时，我又去看了看那大片经幡群，却惊讶地发现，在经幡下放置的大块、大块的嘛呢石，并不是真的石头，而是台球桌被倒置，桌面被刻上巨大的六字真言。我当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所措的移民们陷入困境，只得靠喝酒、赌博、打台球来混日子，但现在，台球桌居然变成了嘛呢石，这可能与来此传法的喇嘛们的开示有关，更与这些不得不抛弃家园与神灵的藏人们的信仰有关，而这才是最重要的，预示着重新的生机与不可消灭的延续。

写于2012-9-27，拉萨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在格尔木见到“生态移民”（文/唯色）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367

王力雄：格尔木的新藏人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123

藏人反对修建水电站的呼吁，及《跑马圈水到西藏 ——论西藏水电大开发》

水利专家王维洛先生的文章发表于2011年2月14日的BBC中文网 。此刻再读，更见藏地生态、人文与民生深陷危难。

数日前，发布于朱瑞博客的这篇博文《一份来自西藏境内的呼吁》，凸显修建水电站给藏人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已在藏地多处建水电站的中国华能集团（华能西藏发电有限公司），正计划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江达县之间修建水电站，以至于江达县的汪布顶乡、德格县的休都贡村、汪布顶村及德格县的三座寺院——汪堆寺（汪布顶寺）、银南寺、康多寺，都面临搬迁的命运。

也因此，当地僧俗民众发出呼吁——

                                             
一份来自西藏境内的呼吁：

最近华能集团准备在康区江达县和德格县交界处汪布顶乡修建水电站，通过当地政府动员金沙江两岸的汪布顶乡、汪布顶村、休都贡村村民搬迁，甚至连汪布顶寺、银南寺和康多寺也要搬迁。修水电站不仅让我们无家可归，而且破坏环境，我们和寺庙喇嘛都坚决反对。

政府怕十八前出事，就答应我们说如果得不到当地绝大部分群众80%以上同意的话，就不会修建水电站，但这些都是骗老百姓的方法，我们不能相信。

现在，江达县和德格县的同胞准备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希望大家相互宣传，揭露政府的阴谋，给政府压力，帮助当地人，反对这种破坏环境的行为。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请大家积极转发，人多力量大！

跑马圈水到西藏 ——论西藏水电大开发

王维洛

德国工程博士

藏木水电站修建在雅鲁藏布江上，已对江水截流。

西藏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开工建设

2010年11月12日西藏藏木水电站实现对雅鲁藏布江的截流。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中国大陆民众的注意，但是却引起国际媒体的极大关注。

藏木水电站是西藏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也是在雅鲁藏布江上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虽然藏木水电站发电装机容量并不大，为51万千瓦时，但是藏木水电站的建设就正式宣布了，在九百六十万的土地上再也不存在一条没有被大坝阻断的大河流，自然河流在中国将是被翻过去的一页。也许现在的人们还不能认识到自然河流消失给中国生态环境所带来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几年之后，几十年之后，中华子孙后代一定会诅咒这个毁坏生存根基的错误决策。

西藏水电大开发的开始

藏木水电站的截流吹响了西藏水电大开发的冲锋号。回顾中国水电大开发的历史，最早集中在淮河和海河流域。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是大水电发展政策错误的必然结果。而前期开发的淮河和海河流域则成为中国水危机最严重的地区。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是斯大林式水电发展政策的重演；西部大开发则以四川紫坪铺大坝的建设为标志。目前在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大型水电站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

伴随水电大开发，暴力拆迁、武力镇压民众反抗的事件时有发生，最著名的是2008年和2010年发生汉源瀑布沟的暴动事件。可是民众，特别是被涉及的移民的反对，并没有能够阻止水电大开发的步伐。其原因很简单，水电开发利润太高。金桥银路钻石坝，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修路建桥和修水库大坝的利润之大和它们间的差别。当利润达到钻石级别时，一个以利益集团组成的国家政权当然会大力推广这种野蛮的发展。

根据中国发改委专家的估计，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除西藏自治区外的所有可以开发的水电资源将被开发殆尽。未来中国水电大开发的重点在西藏。

跑马圈水西藏的计划

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西藏水电开发规划，计划在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河段多雄藏布、夏布曲、拉萨河、尼洋河和帕隆藏布等，跨境河流朋曲等，阿里地区的狮泉河和象泉河，昌都地区的那曲、玉曲、扎曲等河流上建设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4亿千瓦，年发电量7250亿千瓦时，其发电量相当于九个三峡大坝。另外还计划在墨脱南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规模为三峡大坝的两倍。

近期开发西藏水电的目标是满足当地的需要，配合进藏铁路，开发西藏的矿产资源。远期目标就是电力外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电力将满足外地的需要。

如今华能、华电、大唐和国电四大国家电力公司外加三峡集团已经完成对西藏水电进行了势力范围的瓜分，跑马圈水已是事实。在西藏自治区政府中负责水电开发的副主席一直是由汉族干部担当，这些人是否能代表西藏人们的自治愿望和利益，一直令人怀疑。原负责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杨海滨，曾负责西藏经济发展包括水电开发，突然平调任国电副总经理，专门抓西藏水电开发，就是最好的实证。

如今在西藏担任建大坝修水库任务的主力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水电纵队的官兵。这是一支十分特别的部队。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改编而成，曾担任三峡工程和汉源瀑布沟等重要工程的建设。在工地上他们是建筑工，当水库移民发生反抗时，他们是立即在现场出现的武警。汉源瀑布沟暴动被迅速镇压下去，这支部队起了重要作用。

西藏水电大开发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冲击

西藏高原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水塔，是十几亿人生存的根本。西藏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本来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加上最近三十多年所谓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生态系统已经受到极大破坏，再加上水库大坝带来的冲击，离西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崩溃已经为期不远。不说大坝建设水库淹没对雅鲁藏布江峡谷地区的珍稀动植物品种的破坏，也不说工程建设带来的地质灾害，就说河流梯级开发所增加的水面，将改变当地气候条件，气温增加，降雨量减少等等。气温增加，将加快西藏高原冰川融化后退，加快西藏地区的沙化和荒漠化过程等等。水塔不保，未来何在？

发展水电事业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收入，这是一个重复了几十年的谎话。埃及总统纳赛尔说，阿斯旺大坝的建设将把埃及人民带入天堂。可是埃及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领导人说，三峡工程的建设将大大改善人民的生活。可是三峡工程一百多万移民如今无工做，无地种，无出路。从1949年到如今，中国建设了八万多座水库大坝，制造了起码两千万贫困人口，却拿不出一个致富的正面样板工程。

西藏水电大开发将带来的国际冲突

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的水电开发不同，西藏水电大开发所涉及的河流是国际河流。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改变了长江的自然水流，特别是下泄量减少，下游省市的吵闹，那都是国内的事情，中央政府还有能力摆平。国际河流的纠纷，问题复杂，特别是亚洲国家在管理国际河流上没有签订任何条约。西藏水电大开发，自然会引起下游印度等国的关注，特别是印度军方的强烈反应。

虽然中国方面多次强调，西藏水电大开发不会减少雅鲁藏布江等跨境河流的出境流量，以安抚印度方面。但是这些承诺没有任何意义。当西藏河流都实行梯级开发后，仅仅水库增加的蒸发量就足以极大程度上地减少出境水量，更不要说出境水量在时间上的分配。北京政府应该记得在家门前的事：北京最主要的河流永定河，通过梯级开发，从每年流量20亿立方米减少到目前的3亿立方米。只要每座水库的蒸发量减少百分之一的流量，就无法保证出境水量不会大幅度地减小。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都不希望西藏的水电大开发再带来一场五十年前发生过的战争。那场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失去对约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实际控制。

结束语

汉族人对山水的理解，与藏人的理解不同。西藏人对建大坝，修水库，建引水隧道等缺少理解，他们认为这些工程会破坏了西藏的“圣山圣水”。当年修建羊卓雍水电站时，班禅大师表示不赞同，他说，“羊卓雍对调节西藏气候影响很大”，后来中央政府只得将原方案改为抽水蓄能电站。应该说，西藏人比汉族人更理解西藏高原的山水，更理解西藏的生态环境，因为那里是他们的故乡。西藏人是否支持西藏水电大开发，这是问题的关键。

入藏移民与政府政策是否无关？

图示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网站截图。

图1和图2分别为拉萨新闻网和中国西藏新闻网的相关网页截图。

入藏移民与政府政策是否无关？

文/唯色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职员代表团于去年9月访问拉萨和安多等藏地的报告，在最近发布，并被译成中文。作为与访问团有过接触的我，自然关注这份报告，且与一些藏人讨论过。总的看法是，由中方官员陪同，在藏地走马观花12天，最终产生的这份关涉诸多方面的报告，实属难得。

不过，先要说的是，报告称“代表团成员每天早晚都能享受几小时的无陪伴时间”，可以“周游拉萨，观察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以及游人聊天”，在我看来，这样的感觉过于良好了。

我于去年两次回拉萨，共住四个月，经常目睹在拉萨街头上演的某出大戏。比如某日，满大街的军警岗哨突然空空荡荡，在老城巡逻的军警都换上了黄色运动服或牛仔服之类，藏人屋顶上的特警也半掩着身子，只看见宽沿黑帽忽隐忽现。而第二天晚上，西藏电视台报道有境内外记者赴藏采访团来到拉萨，官员们则一本正经地要求他们务必报道“一个真实的西藏”。类似的大戏常常上演，拉萨人已经见惯不惊。所以报告称“中国愿意向外国官方访问者开放西藏，这反映出中国当局对西藏局面的自信”，应该改为，这反映出中国当局对导演西藏局面的自信。

也因此，这份报告虽然许多问题都说到了，但得出的某些结论是值得质疑的，比如就移民而言，报告称“事实上，一个惊人的发现是，汉族移民似乎是自发产生的，而不像是中国政府制定政策，蓄意用非藏族填充西藏的结果。汉族移民到西藏打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策略的副产品，而不是其目标。”

事实上，早在2008年3月的抗议爆发之前，西藏实行户籍改革的措施之一，是为了鼓励内地人在西藏扎根落户，而给其办理西藏户口。从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各省来的打工者，盖房子的、开餐馆的、修车的、种菜的，等等，拥有“双户口”、甚至改族籍的移民数量不少。许多移民都是举家入藏，为此专门办的有农民工学校；而其他学校如实验小学、拉萨中学等，非藏族学生的比例很高。至于“高考移民”也是年年都有，北京某重点大学60多名藏族学生，其中近一半是以藏族族籍为名而入校的非藏族。

同时，以需要开发和发展、引进人才和投资为名，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如2000年拉萨市《关于引进人才的暂行规定》中，就声明“将在职称、科研资金、工资、奖金、住房、户籍等方面享受特殊优惠政策。”青藏铁路通车之后，据《凤凰周刊》专题文章《炮声惊动布达拉宫》报道：“2006年，西藏自治区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国内外客商参与矿产资源开发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在税收、征地、金融、办理各种手续上给予特殊的扶持。”到了2009年，出台的《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各项优惠政策汇总》，强调“结合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针对西藏实行的优惠政策及开发区实际”，从土地、财税、金融、外经贸、工商行政管理等方面，给予相当诱人的优惠政策，并在户籍方面，承诺10万元以上的投资者，“本人、配偶及子女”，非农业户口的可以落户，农业户口的可以解决“西藏自治区蓝印户口，在藏工作或居住满3年后转为非农业常住户口。”

其他如公务员考试，不需要考藏文，这正是隐形的鼓励；开出租车，就连北京都是地方保护主义，需要本地户口，而拉萨1300多辆出租车的司机，藏人为少数。另外，2008年之后，西藏许多单位都安置的有退伍军人就职，如我曾经工作过的西藏自治区文联，这两年就安置了不少非业务人员的退伍兵。

2011/4/27，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注】：这篇文章同时由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广播 http://www.rfa.org/tibetan/chediklaytsen/ukaylatsen/woser/woeser-article-on-immigration-in-tibet-and-government-policy-04302011122343.html

【附】：西藏：在世界屋脊寻求共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职员的访问报告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8337.html

西藏：在世界屋脊寻求共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职员的访问报告[i]

Tibet: Seeking Common Ground on the Rooftop of the World:
A trip report from staff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2011年3月
由Frank Jannuzi, Jay Branegan, Nicholas Ma和Joel Starr提交
翻译：David Peng；校对：Große Fuge

概述

这份两党报告描述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FRC)职员在2010年9月7日到19日期间访问西藏[ii]的见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四名职员，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陪同下访问了西藏自治区(TAR)和中国西部藏区。这是自2002年8月以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职员第一次访问西藏；2002年那次，7人组成的代表团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甘肃省进行了为期17天的访问。自从2008年3月大规模抗议和骚乱席卷这一地区以来，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允许参议院职员代表团访问西藏。当我们在拉萨访问时，中国正式同意美国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访问西藏。此前他的申请已被耽搁数周。9月末，洪博培大使访问了西藏和青海省玉树州。



修复后的布达拉宫是拉萨的中心，历史上达赖喇嘛的宫殿，每年接待数十万旅游者和朝圣者。（照片：Jannuzi)

代表团的访问经过了一年多的计划安排，我们进行了广泛磋商，包括中国政府，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其他流亡藏人，人权支持组织，非政府机构，中国国内的藏人活动家以及中国和西方学界。旅行路线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职员设计，以期大致了解各行各业藏人的生活 —— 牧民、僧人、朝圣者、小企业主和教师，同时覆盖农村和城市。很大程度上，该路线和2002年访问路线一致，让我们能够评估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汉族移民[iii]、寺庙修复、环境保护和其他方面的变化。此行代表团有一个虽未公开却而很重要的目标，那就是显示国会两党对西藏自治区及中国其他藏区的人权及其他状况的持续关注。

显然，中国政府仍担心西藏再次爆发社会动乱，试图把旅游者同可能破坏西藏美丽现代形象的遭遇隔开。在西藏，不像中国大部分地方，外国旅游者必须跟团旅游。个人自由行仍被禁止。所有官方访问都会被中国当局细心安排，强调西藏发展的正面情况。在西藏自治区的整个官方行程中，来自中国人民外交学会(China People’s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CPIFA)，中国外交部和西藏外办的官员们一直陪着我们。他们劝阻我们不要偏离官方行程。尽管有这些限制，代表团成员每天早晚都能享受几小时的无陪伴时间。在这些时间，中方官员并未阻止我们在城里闲逛。除了官方会议之外，每天我们在这段时间周游拉萨，观察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以及游人聊天，也没人陪同。



藏族朝圣者转着经轮走在拉萨大昭寺前，已找不到任何2008年广场骚乱的痕迹了。(照片：Jannuzi)

中国愿意向外国官方访问者开放西藏，这反映出中国当局对西藏局面的自信，他们觉得西藏已经稳定，在经济发展和宗教信仰自由方面中国政府也有不错的说词。就在代表团访问前后，中国邀请一些外国记者访问西藏，尽管访问受到严格控制，记者们几乎没有机会与普通藏人接触。

代表团首先于9月7日抵达北京。在与美国大使馆官员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非正式行前综述会之后，我们参加了三场正式会议：1）与统战部，该部负责中国政府与流亡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的对话；2）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此行的官方主办方；和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心，大多数职员都是藏族学者，他们负责研究中国藏区情况，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第二天，9月8日，我们飞往中国西部青海省西宁市，会见了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官员，然后登上了去西藏拉萨的火车。

经过25小时青藏高原的火车之旅，我们抵达拉萨，与负责经济发展、文化保护、教育、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官员们开了整整两天的会。我们也被带到拉萨城外的“示范村”，参观了一些著名的文化景点：标志性建筑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宫殿；色拉寺，格鲁派（该派领袖是达赖喇嘛）最大最重要的寺庙之一；大昭寺，藏传佛教最圣洁的地方；和围绕大昭寺的八廓街市场。

9 月12日，周日，我们离开拉萨，驱车前往雅鲁藏布江临近的峡谷，此行让我们一瞥西藏乡村生活。一路上我们观察到几个大型植树造林工程，控制土壤流失，防止沙化。尽管西藏是亚洲六条主要河流的源头，雅鲁藏布江峡谷非常干燥，很多地方只有小灌木甚至是沙丘。我们造访了西藏最早修建的寺庙，桑耶寺。象许多宗教场所一样，桑耶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洗劫，几乎完全毁掉。现在政府拨付了大笔资金进行修复。我们也访问了早期的藏王墓和雍布拉康(Yumbu Lhakhang)，第一位藏王的宫殿；雍布拉康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在已经修复。我们当晚住在一个江边小镇泽当(Tsetang)，与当地官员会 面，并于9月13日周一坐飞机离开。9月中旬，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访问了中国西部藏区，并额外花了数天考察青海省和甘肃省安多藏区的情况。代表团这部分的发现单独列在报告的一节中。

对美国西藏政策的建议

代表团成员前往西藏，以确定共同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在公平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方面。美国和中国官员关于西藏的讨论常常充满争论。美方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华盛顿倡导达赖喇嘛尊者和北京进行对话，而中方官员往往认为此举干涉中国内政，不受中国欢迎。北京反对国会2002年通过《西藏政策法案》；而在国会随后授予达赖喇嘛国会荣誉金质奖章时，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尽管如此，我们相信美国政府仍应遵守《西藏政策法案》，继续敦促中国政府，通过相互尊重的对话，与达赖喇嘛及其他流亡藏人寻求和解，此举至关重要。和解将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同时也能让流亡藏人的专业知识，资源和能量能够协助西藏的经济发展，保护其脆弱的环境和独特的文化。

随着对话的继续，美国可以采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不仅会直接有利于西藏人民，而且可以让美中双方在西藏事务上开始建立信任的基础。考虑到北京在西藏宣布的目标，再联系我们在当地观察到的一些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项目，我们相信在西藏存在双方共同合作的空间。因此，我们对美国政府提出下述建议：

• 与北京和中国藏区官员协同工作，确定可合作进行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方面的具体项目。可能的领域包括，美国在处理歧视与偏见的经验教训，双语教育，对环境无害的采矿作业，收集冰川融化数据，河道管理，文化遗迹的精确历史复原，藏传佛教教义的合作研究等等。这些项目可以结合非政府和官方渠道，使用私人和公共资金加以实施。


• 与中国官员合作，寻求扩大现有美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在藏区的活动，研究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并把其成功实践复制到藏族地区。


• 鼓励中国放宽对美国政府官员，记者，游客和朝圣者进出藏区的限制；按照《西藏政策法案》的规定，促使中国允许美国在拉萨开设领事馆。对西藏人员进出的限制使得中国难以向世界展示西藏的正面形象，与此同时一些腐败残酷的官员逃脱了外界的检查。西藏应该象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开放。在拉萨建立全时的外交领馆，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支持到西藏旅行的美国公民，也象征着我国政府的长期承诺，美国将同中国政府和西藏人民共同工作，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

天路



青藏铁路经过1100公里的永冻土层——大片荒凉的无人景观，穿插着壮观的冰川雪峰，偶尔看到矿山和牧民的帐篷。（照片：Jannuzi）

代表团沿着新开通的连接青海省西北部格尔木和拉萨的青藏铁路，经过25个小时的火车旅行进入西藏。这一“天路”是一个工程奇迹。它建在海拔3000到4000多米的高原，跨越1100多公里[iv]的永久冻土层。尽管列车并不像一些中国人开始宣称的那样“加压”，列车仍携带了氧气，旅途中我们看到一些乘客在吸氧。该铁路线每年运送的旅客数量约为150万人，包括旅客，商人，朝圣者以及到西藏寻求工作机会或新生活的移民。2009年，西藏接待了超过56万1千名游客[v]。大多数是坐火车抵达西藏的汉族人。这些旅客中的最后一类——移民——相比较其他旅客而言，尤其令藏人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藏族很快会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民族。在列车上，代表团成员与许多乘客交谈。大约一半的乘客似乎是藏族，集中在硬卧和硬座车厢。软卧车厢则主要是汉族——商人、政府官员、内地游客和外国人。车上的藏族乘客林林总总——包括学生、工人、朝圣者和商人。

一位藏族乘客从上海世博会回来，她是中国馆西藏文化艺术团的一员。她是家里的老大，一个弟弟出家当了僧人，另一个还是学生。她很兴奋地谈到在世博会上表演藏族文化，但也谈到家人感到错位，对西藏正在发生的变化感到不安 —— 她认为这些变化既好又不 好。她说，过去15年来，她家的整体生活质量，包括收入，住房，教育和保健，都有明显改善。但她抱怨西藏的汉族移民，抱怨当局对藏人宗教生活“不必要的干扰”，特别是2008年骚乱过后，大批警察部署在拉萨，寺庙里大搞“爱国主义教育”。她崇拜达赖喇嘛，知道他曾获诺贝尔和平奖和国 会金质奖章（“获得美国政府的奖励”），但是她同时不确定这么多年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是否仍然深刻理解西藏自治区的情况。她对现代化和中国统治西藏的 影响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看法，这种情况在代表团成员对话的许多普通藏人身上非常典型。

一个中国，多种西藏

经过五天在西藏自治区和六天在中国西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访问，代表团成员的经历可以被总结为“一个中国，多种西藏”。的确，代表团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理解当代西藏局势需要裂解。中国治下的藏人生活随着地区、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千差万别。此外，中国政府影响西藏的各项政策 —— 推动经济发展，努力确保藏人有意义地参与到经济和其他政策决策，强调可持续环保实践，允许宗教领袖管理自己的事务，尊重普通藏人宗教信仰，维护他们的文化传统 —— 在中国西部各地藏区有着不同的政策设计，更重要的是，实施的情况也大不相同。



现代化的双车道公路纵横连接西藏各地，将旅行时间从数天缩短到数小时。（照片：Jannuzi）

发展是真实的，受益是广泛的...

平心而论，正在西藏和中国西部其他地区展开的经济转型的深度和广度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十年中，政府对该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中央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建造了数千公里公路，数百座桥梁隧道，几十个机场，以及对西藏未来意义重大的青藏铁路（很快将从拉萨延伸到西藏西部的日喀则）。这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允许商品和人员融入市场，同时也巩固了政府的行政管理，即使在偏远地区。中国当局报告说，过去十年内西藏的经济增长持续达到两位数。尽管代表团没有足够可靠的数据来证实这些数字，我们也看不到什么能质疑这种说法。事实上，代表团中过去25年间曾多次访问西藏的成员目睹大量的证据表明，尽管西藏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一些经济参数上还落后于中国大多数省份，该地区显然已经历连续多年的高增长。此增长受益于中央政府大规模的补贴和投资。官员告诉我们，中央政府提供西藏自治区93%的预算。



从布达拉宫可以俯瞰铁路桥和发展的拉萨西部城区。（照片：Jannuzi）

中央政府的投资并不仅限于交通运输方面。中国当局称，政府计划建造22万5千套“安居房”，已完成80％，最终目的是为120万藏人提供现代化的住房。代表 团被带到一个离拉萨很近的“示范村”，我们被邀请到一个确实”安全舒适“的”普通“民居参观。这一波特金(Potemkin)式的村庄是在最近数月建成，墙上显著位置悬挂着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照片，以及描述一位长者人生故事的照片（原农奴，后来成为解放军战士，现在感激中国的退休老人），象征着北京想讲述的西藏故事。然而，它不能削弱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普通藏人今天住的比以前好。此外，藏人说，他们感谢政府，给他们带来温暖，有电力、自来水和现代化电器的住房。代表团成员们能够证实，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这样庞大的住房计划覆盖广泛，藏人普遍对此表达感谢。

过去十年政府也对教育进行了大量投资，然而政府自己也承认，从教育成就和机会而言，藏族仍然落后于汉族。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我们无法独立核实），藏族人的小学入学率已达98%，高中毕业率超过56%。这些数字仅稍稍落后于中国其他地区。象中国大多数地区一样，西藏已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代表团成员在旅行中也常常看到，特别是在牧区，适龄儿童显然并未在全日制学校就读。

据中国官员说，超过20％的藏人接受某种高等教育，政府正在作出巨大投资，增加西藏自治区的大学教育机会。西藏自治区现有六所大学，减少了藏人去中国其它地 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直到最近，藏人在本地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代表团访问了刚刚建成、非常现代的西藏大学拉萨校区（容纳8000名学生），并与研究古 代藏文佛经的教授和学者们会面。其他教师，学生和职员正在致力于开发Linux和微软操作系统兼容的藏文软件。这位教授，一些藏族人和汉族人，兴奋地与代 表团分享他们的工作成果。他们明显对这所大学的使命表现出奉献精神，即：为一代藏人带来高等教育和新的机遇。遗憾的是，我们参观校园正值学生假期，所以我们没能和学生们会面。但是教师们急切地邀请我们将来再次访问，和学生见面。

进行中的藏文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工作似乎特别重要。为了在现代中国获得成功，藏人需要掌握流利的母语和中文。在教育领域，语言问题成了许多藏人取得更好成绩的主要障碍。与代表团成员交流的大多数藏人只能讲很基本的中文，虽然年轻藏人的普通话讲得可能要比他们的父母更流利。这无论对于找一个好工作，还是事业进步都是一个重大的缺陷。语言障碍也令日常生活变得更复杂，从填写政府表格（几乎所有表格都只有中文版本），到在拉萨市开车。商店招牌，广告牌，大型霓虹灯招牌，甚至拉萨的交通标志往往只有中文而没有藏文。这一语言屏障有其两面性。居住在西藏的汉族人，甚至那些省级官员中，很少有人能够说流利的藏语。当被问及这一点时，中国官员们回答，西藏的公务员职位不强制要求藏语训练；尽管有一个历时一月的文化认知课程可供有需要的人选择，这一课程包含熟悉一些基础藏语的内容。



新落成的拉萨西藏大学现代化的校园容纳8000名学生，以弥补西藏自治区高等教育机会的不足。（照片：Jannuzi）

...但歧视，不平等，和汉族移民激起不满

经济发展和中国在西藏的投资已明显改善许多藏人的生活，但歧视，汉族移民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现象也激起了不满。下面将讨论的对宗教活动的限制也是令许多藏人不快的怨恨之源，特别对于僧侣、尼姑和其他虔诚的佛教徒而言。在和中方官员的一次坦诚对话中，一名代表团成员套用甲壳虫乐队的一句歌词，“金钱不能买到爱。”

中国官员不愿意承认，西藏存在官方认可的或者其它形式的歧视。标准的政府说法是，藏族人受到很多特殊照顾，尤其是已婚夫妇可以生育一个以上的子女。除了豁免“独生子女“政策外，藏人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福利，包括少数人高中学业完成后，根据考试成绩优先进入精英大学。但是，许多藏人告诉我们，他们不觉得享有特 权。他们感到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汉族移民大量涌入西藏。

西藏的繁荣发展，吸引了不少汉族移民和企业；在今天的拉萨已经找不到一个藏族城市的感觉，而更象是一个有藏人街区的汉族城市。看起来，经济繁荣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大比例落到汉人手中，而非本地藏人。毫不奇怪，西藏的汉族老板喜欢雇佣他们容易沟通的人。他们还倾向于朋友和亲戚，追随历史悠久的汉族“关系”传统。即使是像出租车司机和酒店职员之类的低技能工作也常常，尽管并非总是，由汉人把持。

和我们交谈的汉人说，他们是被西藏的经济机会吸引而来，而并非受到到政府的激励或补助。例如汉族出租车司机说，他们在西藏挣的钱是家乡的两倍。很多移民来自河南和安徽，中国两个贫困省份。事实上，一个惊人的发现是，汉族移民似乎是自发产生的，而不像是中国政府制定政策，蓄意用非藏族填充西藏的结果。汉族移民到西藏打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策略的副产品，而不是其目标。

与我们交谈的大多数汉族移民没有西藏户口（居留许可），因此无法享受医保以及住房和教育保障。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在技术上是非法移民，只能自己支付医疗保健，子女教育和住房。此外，由于移民不具备西藏户口，他们不被统计到官方的西藏居住的人口中。这可以解释中国当局宣称西藏90%的人口为藏族（总体上95%为少数民族）。

中国当局还声称，拉萨的绝大多数人口是藏族。这一言论看起来似乎并不可信。大多数拉萨游客可以很快得出结论，这座城市现在主要是汉族。事实上，与我们谈话的每位藏人都报道说，拉萨城大约有50万人口，至少百分之六十是汉族。许多与政府无关的汉族移民持同样的说法。我们代表团收集的传闻证据倾向于证实这一观点，即藏人在拉萨已成为少数民族，随着汉族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很可能将继续如此。



便衣警察白天坐在拉萨城区八廓街许多建筑屋顶，警戒任何公共骚乱。（照片：Jannuzi）

拉萨城的情绪 —— 仍然不安

我们看不到2008年3月底反华骚乱带来的报道中的财产损失的任何迹象；这场骚乱震惊拉萨，蔓延到西藏其他地区，并异乎寻常地扩展到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然而，藏人街区无处不在的武警部队和我们接待方的严格控制，似乎表明局势依然紧张，官员继续担心发生新的动乱。以大昭寺和八廓街市场为中心的藏人街区是2008年反华骚乱的中心，现在仍有大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PAP，武警）巡逻。每个街区的入口设有一个检查站，由一名全副武装的防爆警察把守，手持AK-47步枪，卡宾枪或其他重型武器。检查站不允许拍照。在街区内有很多监视摄像头和更多武警哨兵。警察分队定期在街区巡逻，炫耀武力。白天，便衣警察通常成对驻守在城里整个藏人街区的屋顶上，观察着朝圣者，对任何抗议的信号保持警觉。其他便衣警察驻在寺庙内部和八廓街上。在中国，维持这样一个高警戒级别是极不寻常的，显现当地和国家当局高度戒备，以防止类似2008年的骚乱再次发生。我们没有观察到警察阻止朝圣者或其他人进入藏人街区，也没有观察到他们搜查进入八廓街区域的商贩或其他人的包裹或车辆。然而，我们的印象是防暴警察警惕任何可能的干扰，时刻准备着，一旦接到到指令，将作出迅速和果断的反应。

正在密集进行的文化修复和保护
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访问期间，代表团有机会参观一些伟大的宗教场所和文化古迹。大多数场所挤满了朝圣者，这证明藏人仍然笃信宗教；对于普通藏人，参拜当地寺庙或佛塔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从一省到另一省，从此地到彼处各不相同。我们总的印象是，在中国整个藏区，有大量的投资用来恢复宗教场所和历史遗迹，并在一些情况下进行扩建。开展的部分修复工作由中央政府拨款，而其他的，特别是西藏自治区以外藏区，修复工作由捐助者或者游客产生的旅游收入来资助。


位于雅鲁藏布江峡谷的桑耶寺，其寺庙建筑正在重建。桑耶寺是西藏最古老的寺院之一，过去五年中政府注入了大量资源。（照片：Jannuzi）

负责文化保护的官员自豪地宣布，自2001年以来，政府已在西藏自治区内投入了超过14亿元人民币（超过2亿美元），以帮助重建和修复在文革期间损坏的文化 遗址。文革期间，中国几乎所有的宗教场所都遭到了破坏，西藏有6000所寺庙被摧毁。一些被汉族红卫兵摧毁；在毛泽东的激进路线下，干部鼓励清除所有“封建”残余，其他一些被藏族自己掠夺和破坏。如今，数百所寺庙得已重建。拉萨城外的甘丹寺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现在也得以重建，这一工程尤其引人注目。



在古老的大昭寺内，负责文化保护的官员尽可能修复已有老建筑，而不是重建新建筑。这张照片上，两位藏族手工艺人把新木料碶入裂缝，然后整形，从而修复一根超过300年的支撑木柱。（照片：Jannuzi）

虽然物理上西藏寺庙得以修复，精神上西藏的佛教社会继续受困于严厉的规则管制和政府督查。藏 传佛教的管理工作由中国宗教事务局承担。[讽刺的是，与我们会面的负责文化遗产和宗教事务的官员，即使是藏族官员，也无人自称是佛教徒。虽然中国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实际上，公开信仰宗教的人无法获得政府或共产党的高位。]宗教事务局和公安部仔细监视和控制着西藏自治区内大多数主要宗教机构。政府监督转世喇嘛的遴选，这是一个重要的权力，尤其因为，藏传佛教所有四大派别的首领目前都在流亡之中。政府还要求僧侣要参加“爱国主义教育“，虽然这些宣传活动的强度和频率随当地条件以及负责执行的官员的热情而不同。政府禁止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但只要警察不在，许多寺庙就会忽略这条规则。政府禁止未满十八岁的男孩女孩进入寺庙和尼庵生手，然而同样，这一规则在不同地区执行的严格程度不同。政府限制了僧侣人数，为大寺院建立配额，有时限制宗教领袖的行动自由。在所有主要寺庙，政府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以确保寺院遵守所有适用的法规。在一些寺庙，尤其是在拉萨及周边地区，政府已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在寺庙旁边建立派出所。所有这些规则和限制招致不满，干预了藏传佛教信徒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一宗教信仰自由受中国宪法第36条保护，也是中国名义上承诺尊重的国际准则的要求。



警用摄像头，如同在色拉寺的这个，布满了拉萨周边的重要文化场所，但是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藏传佛教寺院尚属少见。（照片：Jannuzi）

青海和甘肃：仍是游牧之地
在中国居住的藏人中，大约只有一半左右生活在西藏自治区，其他两百万藏人生活在中国西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省藏区。这些藏人，其中许多是半游牧的牧民，一些是农民，大多居住在藏族自治州，虽然还有一些人居住在成都，昆明等大城市。当2002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职员代表团访问西藏时，团员们发现，生活在这 些藏族自治州的藏人往往比西藏自治区的藏人享有更大自由，比起所谓“半自治”的西藏自治区藏人，他们似乎在自身事务上有更大发言权。当时，在“安多”地区（藏语中西藏东部地区的名称）旅行极为困难。大多数道路未经铺设，通讯基础设施差，并受到中国公安相当大的限制。此次再度访问安多，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另一些情况继续延续。



输电线路穿越青海省和甘肃省海拔3700多米的垭口。（照片：Jannuzi）

西藏自治区北部边缘的大多数安多藏人仍然贫穷，他们是游牧牧民或者仅能糊口的农民，但是同样受益于经济发展。新 的道路延伸到山谷，输电线跨越高山垭口，拿着手机的牧民坐在圆帐（数百年来，藏族牧民用羊毛制成的传统圆形帐篷）里舒服地看着电视上播放的肥皂剧。更高的农产品价格，中央政府补贴，宗教旅游，以及产自当地的“冬虫夏草”价格飞升，这些都给该地区带来了新的收入。不幸的是，这些经济利益不成比例地流入汉族和回族居民和移民手中，当地开发专家担心，藏人忽视了传统的手工工艺，这些手艺曾帮助他们熬过困难时刻。此外，藏族牧民有没有利用意外的收入和贷款提高其农业生产力或创业。政府为藏族牧民在小城镇定居修建了住房，这在整个高原是显而易见的。藏人说，他们欢迎在冬季使用补贴住房，但不打算放弃他们半游牧的生活方式。

经济进步的迹象
一般来说，安多藏人收入仍然非常低。大多是半游牧牧民或仅能糊口的农民，在冬天干点体力活或者在小市场和寺院从事服务性工作，挣点钱补贴家用。他们仍然享受到一些经济发展和政府支出增加的福利。一位在甘肃拉卜楞寺的僧人解释说，寺院通常补助那些来自过于贫穷家庭的僧人和学僧，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但是近年来，这种补助几乎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周边所有的游牧家庭“虽然还不富裕，但已不再贫穷。”



一般的家庭有50头牦牛，足以摆脱贫穷。（照片：Jannuzi）

我们访谈的高原牧民无一例外地证实，他们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泽库藏族自治州[vi]一位住在传统藏族圆帐内的藏族牧民告诉我们，他家有16口人，拥有50头牦牛，家里四名妇女每人都镶了几颗金牙。我们访问的大多数游牧家庭都类似地吹嘘家里的牛群和金牙！几乎所有家庭都购买了一个小型太阳电池板和发电机组，足以为一台小电视提供电力。我们看到牧民家庭在放牧点之间迁移，牦牛背上驮着家里所有的财产，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和发电机，为配有摄像头的摩登手机充电。即使在偏远地区传统的泥巴墙村庄，大多数家庭屋顶上都架着卫星天线。



大多数圆帐外都有移动式太阳能发电装置，价格为350美元。（照片：Jannuzi）

在整个地区，我们注意到许多道路，房屋，水电工程。特别是在藏族“自治“区域内，道路很新，保养得也很好。国家和地方国有电力公司投资修建了大量新的小型水力发电厂和小规模太阳能发电厂，为当地社区供电。输电线和电话线跨越海拔高度3700多米的垭口，公共电力可达山谷独立永久性住房。我们参观的所有当地寺庙均在建设新的佛塔，经堂和宿舍。



西部青海省和甘肃省的新型迷你水电站。（照片：Jannuzi）

高商品价格，政府补贴，宗教旅游，虫草收入
一个当地小工艺品公司的欧洲主管解释说，当地经济的新发展部分归因于牦牛和绵羊的市场向好，而牦牛和绵羊是当地经济的基础。然而，其他因素也给这些偏远地区带来了新的资金。中央家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建设道路和发电厂等基础设施。更有争议的是，政府正在小镇上修建大量房屋，鼓励藏族牧民迁入。在许多地区，新 建住房的数量等于或超过城镇现有住房的存量。
宗教旅游似乎构成在寺庙附近城镇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我们注意到在建的大型新佛塔，青海吾屯寺(Wudunsi Monastery)的一位和尚告诉我们，资金来自私人捐款而不是政府补贴。拉卜楞寺的另一位和尚说，僧人们可保留所有门票收入，并用这些钱来修复和重建设施。在一个离机场仅一天车程，容易到达的寺庙，我们遇到了一个由来自台湾，广东，日本富裕的佛教徒组成的朝圣团。



青海省热贡县，藏传佛教艺术中心，私人资金修建的佛塔正等待着供奉。(照片：Jannuzi）

一种名为冬虫夏草的传统藏药日渐热销，价格飞涨；这也增加了一些生活在最偏僻地区的藏人的收入。真菌夏草生长在其冬虫宿主身上，仅在青藏高原晚春几周内才能收获，在国际上被誉为“天然伟哥”。目前虫草在西宁的零售价格最高可达每根人民币150元（22美元），品质一般的每对人民币40元（6美元）。一位藏族经济发展专家告诉我们，在长达八周的采集期内，一名好手每天可以挖到50只虫草。他解释说，这种贸易正成为为牧民收入的重要补充，他们现在一般通过出租自己牧场的“采集权”而获利。



在西宁，回族姑娘们在整理虫草。右边姑娘手上拿着的虫草价值100美元。（照片：Jannuzi）

经济效益不成比例地流向汉族和回族

尽管和我们谈话的藏人没有抱怨，很明显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发展不成比例地惠及藏区之外或藏区边缘的非藏族人。一 位欧洲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解释说，每年秋天藏族牧民通过回族中间商出售大部分牲畜和羊毛，价格压得很低。他指出，虽然有些家庭干得不错，但是还有一些家庭处于经济边缘，或遭遇一些困难，或没有额外收入，他们几乎无法维生。在基础设施项目中，我们采访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都是来自山西，河南，四川，安徽等省的汉族移民，本地藏人仅干些铲沙吊石之类的非技术活。在寺院城镇，旅游团经常光顾的很多旅馆和饭店是由汉族或者回族经营。同样，虫草贸易也由汉族商人主导。去年，一位汉族商人在青海省西宁开了一家四层楼的“虫草商城”，仅供汉族经销商使用[vii]。
藏族发展专家尤其担心虫草贸易对当地社区可能产生的影响。他说，虫草价格非常不稳定，2009年价格下挫了一半，到2010年才反弹。他说，在这十年间，藏人越来越依赖虫草采集；在更偏远的地区，很多传统手工技艺已经失传，而这些技艺曾经帮助藏人度过困难时期。例如，许多藏人传统上冬天到寺庙打工，从事雕刻或者绘画装饰。在甘肃，我们看到藏人从事这一工作；但在青海，这些工匠都是汉族民工。

不会投资，也不愿离家找工作
藏族发展专家抱怨说，无论藏族牧民，还是定居的藏族农民，都没有能力利用更高农产品价格或虫草交易带来的资金。他解释说，藏人不会把钱投资购买良种牲畜或者升级设备，有钱后倾向于减少冬季的劳作。另一位藏人证实，许多藏人用这些收入去朝圣。同样，政府计划鼓励小额信贷和小企业贷款，也得不到藏人的热情响应。专家解释说，农牧民没有商业和财务计划的经验，尽管国有银行愿意发放这种贷款，很少有人能够利用这些资金获取足够的利润。欧洲商人说，藏族女青年，不像同样的汉族女青年那样愿意到工厂打工，即使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说她们需要在家照顾老人小孩。

牧民安置计划
政府的牧民安置计划在当地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欧洲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解释说，政府的目标是让半游牧人口在城镇定居，并鼓励他们最终放弃游牧生活。据他了解，当地政府正设法为这些城市新居民提供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机会；虽然他表示怀疑，他们能否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牧民们满怀热情，相互祝福得到新的住房。他们已经在山谷中拥有永久房屋，很高兴得到靠近城镇几乎免费的房屋。一位牧民解释说，他的家人计划冬天全部住到政府提供的房子里，只留一个人呆在老房子里看管牲畜。当春天来临，家里的其他成员逐渐回到圆形帐篷和山中的夏季牧场，新房子里只留下老人和念书的孩子。



西部青海省草原上建设的“安居”房。（照片：Jannuzi）

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传佛教



上千名僧人在热贡举行法会，庆祝供奉新修的私人捐助佛塔。（照片：Jannuzi）

安多地区寺庙的生活和西藏自治区的情况有着很大不同。在西藏自治区，许多寺庙看起来依靠政府补贴进行设施翻新和修缮，寺庙的收入仅用于日常开支。在西藏自治区以外，我们访问的寺庙主要依靠私人收入，主要来自游客，朝圣者和富裕的施主，许多是汉人。在热贡，青海省世界著名的佛教艺术中心，寺庙看起来盆满钵溢，很多收入来自销售精美的唐卡；一般的唐卡售价在100到500美元，但是其中的精品在北京、东京或者伦敦能够卖到10万美元。
西藏自治区内，官员对寺庙生活的监督远胜于安多地区。我们在西藏访问的寺庙有视频监控，便衣警官或在入口设有检查站。我们从来没有在西藏观察到达赖喇嘛的照片，很难看到16岁以下的年轻僧人。而我们在安多访问的寺庙则明显看不到警察、视频监控设备和 检查站。在西藏自治区以外，我们观察到一些达赖喇嘛的照片；一些少年，有些只有5，6岁，一边正常就读公立学校，一边在课外参加寺庙的识字、舞蹈和音乐活动。



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9年逃离中国，他的照片可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看到，但很难在自治区内看到。（照片：Jannuzi）

当我们问及有关宗教表达的问题，一些僧人解释说，在2008年骚乱期间，大批僧人被拘留一到两天，被当局讯问，暴乱后所有僧人被迫参加了密集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这样的处理延伸到安多藏区许多地方。但在过去的一年，情况已逐步稳定。爱国主义教育开始放缓，寺庙的宗教生活已大体恢复“正常”。我们观察到僧人们参与各种宗教活动 —— 学经，辩经，舞蹈和音乐实践，朝圣，指导年轻僧人，陪同游客。我们访问的许多寺庙近年来都增加了住寺僧侣人数。建造新宿舍或改造现有宿舍，以容纳增加的僧人。在拉卜楞寺，我们被告知学经的僧人人数从2002年的1200人增加到如今的3000人，虽然政府仍然实施配额限制可以居住在拉卜楞寺的僧人总数。当被问及为什么安多的情况比西藏自治区好时，僧人和我们访问的其他藏人马上回答，“因为这里（指当地的半自治州县）当官的很多是藏族，他们了解我们。”

结论

我们对中国西部藏区和西藏进行了短暂的访问，代表团发现，这里的情况很难有一个简单的解释。经济的快速发展确实改善了生活质量，使得成千上万的藏人摆脱贫困，为世界屋脊的居民带来新的机遇。基础设施改善不仅符合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也让商品前往市场，学生到达学校，医生诊治病人。水电和太阳能发电厂给青藏高原带来电力，让清苦的牧民也能享用卫星电视和带摄像头的手机。藏人生活得更长寿，更健康，更富足。随着西藏融入现代中国，藏人正面临在中国，甚至国外的新机遇，一些人也抓住了这些机遇。

但是，现代性也给古老的西藏文化带来压力。伴随发展而来的是大气和水体污染，环境遭到破坏。一些社会弊病，从毒品到卖淫，和民工流一道进入西藏。西藏也正在重复在中国其他地区存在的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均。随着汉文化的涌入，和像采虫草之类“快速致富”的诱惑，保存古道，从佛教教义和艺术，到石材的建筑方法，是很困难的。随着西藏不断城市化，半游牧的生活方式正受到威胁，不仅来自中国旨在保护边境的政策，也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与城市生活相比，草原生活太过艰难。
除了应对现代性的挑战，藏人也生活在一个对自己的事务没多少真正权力的政治制度之下。事实上，西藏自治区和中国西部半自治藏族自治州的居民可以说是享受不到中国其他地区同胞们同等的自主权。汉族官员继续决定重要事务，从经济发展问题，到学校课程。就在我们从西藏回来后不久，成千上万的藏人在青海省和北京和平集会，促请政府保留学校的藏语教学。他们表达的愿望对教育官员来说构成了两难选择，官员们希望为藏族学生准备一条更好的职业道路，其中流利的普通话至关重要。由于中国当局经常不让藏人真正参与治理决策，为这一政策困境解套，同时让藏人满意无疑变得极度困难。只有当藏人参与并处于真正负责的位置，政府通过和执行政策才会切实地更加成功。
在我们的访问中，我们鼓励与我们讨论的汉藏官员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在中国藏区，中美两国可以怎样合作，才能在可持续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接触到的许多官员和普通百姓这种合作非常积极，尽管一些人对此表示怀疑，鉴于中国对外国参与其内部事务一直非常敏感，这样的合作是否可行。 少数在西藏或西藏地区运作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类似项目，他们在敏感的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上保持低调，同时和当地官员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目前尚不清楚，如果没有北京或藏区政府的合作承诺，他们的工作是否能够“扩大规模”。
北京官员们承认，政府在西藏面临挑战，而仅有经济发展并不足以建立一个“和谐“中国。在国内外构建“和谐”社会是胡锦涛主席阐明的党的核心目标。为了西藏的繁荣，中国必须确保藏人拥有平等机会，使他们完全参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为子孙后代保护脆弱的环境，保存独特的藏族文化，妥善恢复和保护文物古迹。这些目标对中国政府并不陌生。事实上，他们似乎是最近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通过的“第五次西藏工作计划”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把政策停留在纸面容易，执行政策，贯彻落实困难。我们将继续观察，中国是否能把部分藏区的成功经验应用到西藏自治区本身，在这些藏区，藏人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来管理自己的事务。
我们也会观察，北京是否会推动目前停滞不前的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对话。经过八年来九轮正式对话，双方已经缩小了一些分歧，但双方仍然被不信任的鸿沟隔开。中国认为达赖喇嘛希望藏人获得“真正的自治“的愿望只不过是“独立”的掩饰。达赖喇嘛的代表建议将文化西藏，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的藏区纳入和解对话的框架，中国官员尤其对此持怀疑态度。北京认为此建议意在重新定义中国的政治界限。另一方面，流亡藏人同样对北京疑虑重重，担心中国只是在跟达赖喇嘛“耗时间”，同时加紧完成中国对西藏的全面融合。
代表团敦促中国政府真诚地与流亡藏人对话。我们试图纠正我们在西藏听到的一些误解。例如，我们被告知：达赖喇嘛不承认藏人生活标准的改善（错）；达赖喇嘛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错）。即使美国鼓励达赖喇嘛和北京的和解对话，我们同时相信，华盛顿应采取措施，建立合作项目。这些项目需要借鉴各方甚至包括流亡藏人的专业知识，促使藏人在中国生活得更幸福。这些项目本身可以促进对话与和解进程，增加互信，展示利用外部专才处理西藏挑战的价值。



朝圣者和旅游围绕藏传佛教圣地大昭寺顺时针转经，经过很多售卖纪念品和手工艺品的摊棚。（照片：Jannu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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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本译文获得原作者许可发表，但并非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官方中文版本。译者对翻译内容的准确性负责。翻译：David Peng；校对：Gro?e Fuge

[ii]译注：西藏(Tibet)，在学术上一般有两层不同含义，政治西藏（political Tibet）指近代西藏政府管理的地域，大约等于目前西藏自治区范围；文化西藏（culture Tibet），包含中国所有藏区，严格意义上也包含一些喜马拉雅边界地带。这篇报告中所用的Tibet一词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文化西藏，但是也有些地方指 政治西藏，或西藏自治区。我统一翻译为“西藏”，后文不再逐一说明。

[iii]译注：原文是migration，这些汉族人（有些不是汉族）到西藏工作的情况和到其他省市工作的民工类似。国内外有很多学术文章研究这一群体，大部分只是到当地工作，不享受当地城市居民待遇，并不以在当地定居为目标；当时随着政府政策变化，少数人开始在二三线城市定居。海外很多人将到西藏打工的这部分群体 看成是移民，我依原文翻译成移民。个别地方，明显用migration worker的，我译为民工。

[iv]译注：根据中国铁道部提供的一份报告，青藏铁路有约550公里是冻土层。

[v]译注：根据新华社报道，2009年西藏自治区接待国内外游客556万人次。同西藏自治区两百多万人口相比，这个数字可能过大。经和作者讨论，我们认为“人次”并不代表旅游人数。此外，我们猜测西藏自治区本地居民的旅游朝拜可能也被计入。

[vi]译注：原文如此，泽库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

[vii]译注：经与作者讨论，他认为这一商城仅供“汉族和回族经销商使用”。据译者所知，虫草贸易中间商大多数为汉回两族，藏族很少，但不存在刻意对藏族有什么歧视，这主要是市场原因，与上文提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