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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30日星期二

特约评论 | 唯色:为招商引资,西藏出新招吸引“高考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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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唯色:为招商引资,西藏出新招吸引“高考移民”西藏在四川眉山办学的签约仪式。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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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西藏自治区教育厅与西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联合发布一份与高考相关的文件,被路透社等外媒注意到并被报道。这份文件名为《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区招商引资企业投资经营者子女参加我区普通高考报名的通知》。澎湃新闻认为这是“西藏招商引资新招”。

实际上文件标题提到的“进一步”,表明以“招商引资”为名,吸引中国各地投资者的子女来西藏参加高考,已不是第一次。再看文件内容,只要在藏投资300万元以上,其子女就可拥有西藏户籍,并以西藏考生的名义参加高考。有网友评论:“简而言之,有钱就能享受高考地域福利”;然而,“给西藏的高考优惠政策是为了真正教育资源缺乏的孩子”,这么做,“这公平吗?”

就西藏高考政策,称“很多内地的考生都是非常羡慕的”。(微信视频号截图)
就西藏高考政策,称“很多内地的考生都是非常羡慕的”。(微信视频号截图)

 

虽然文件对中国各地人员在藏投资有时间上的要求,比如连续经营3年以上,连续交税3年以上等等,其子女才能参加西藏高考,但对于可以为子女高考而入藏的中国各地投资者来说,这短短的3年已足够,并且他们的子女只需在西藏读高三仅1年,而不必读完整个高中三年,这不是“高考移民”又是什么呢?

何谓“高考移民”?简言之,如《亚洲周刊》五年前的报道《高考移民钻地区差别漏洞》写:“‘高考移民’,指中国某些身处于高考录取分数线较高、教育基础较好的省份的毕业生,通过转学、迁移等各种手段将父母及本人的户口转入到录取分数线低的省份,以期凭藉自己原有良好的学习基础和户籍转入地较低的分数线来考取理想大学。”

然而,3月20日,中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表示“要严厉打击‘高考移民’,……大力促进入学机会公平”,以免“高考移民”占据“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向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省倾斜”的优惠待遇。

两天两个通知,均与高考有关:一个以“高考移民”吸引招商引资,一个则表示要对“高考移民”严厉打击,尽管不知会如何“严厉打击”,但态度是明确的。

简单回顾一下,早在2008年3月全藏抗议爆发之前,为吸引中国各地人员入藏,西藏自治区实行户籍改革的措施之一,是给外来人员办理西藏户口,为此拥有“双户口”、甚至改族籍的移民涌入不少。许多移民都是举家入藏,“高考移民”年年增加,其中还有以藏族族籍为名而占据西藏高考录取名额的非藏族,北京、上海等大学里的这类假藏族学生年年都有录取。

又如2000年拉萨市发布《关于引进人才的暂行规定》中,就声明外来人员“将在职称、科研资金、工资、奖金、住房、户籍等方面享受特殊优惠政策”,2009年公布的《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各项优惠政策汇总》,承诺10万元以上的投资者,“本人、配偶及子女”都可得到西藏自治区户口,这也意味着是对“高考移民”的鼓励。

官媒网络截图,有关西藏在四川眉山办学的签约仪式。
官媒网络截图,有关西藏在四川眉山办学的签约仪式。

 

问题是,如此涌入西藏的中国各地人员的子女,因当局的各种特殊优惠政策,不但大量地占据当地的高考录取名额,还会大量地占据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名额,这对于西藏本地学生来说很不公平,是一种资源掠夺。正如网友所说:“外头人一堆进来考试,只会成为当地苦命孩子的负担”。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去年10月28日,新华社报道西藏自治区教育厅与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会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将在四川眉山建中学,计划招收3千名学生,于2025年6月前建成。四川天府新区是近年设置的经济新区,而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跑到外省以经济贸易为目标的区域建中学,这是为什么呢?

据了解,这主要是为在西藏的“援藏干部”、“援藏军警”等等,越来越多的“援藏人员”的子女办学校,出于让中国各地进藏人员安心在藏、长期在藏而特别制定的特殊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其子女无须进藏就读,甚至连高三这一年都可以不必进藏就读,就在适应他们生活习惯的汉地学校就读,然后按照西藏自治区的高考优惠政策而享受高考政策的福利,之后还可以继续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获得机会。那么,这是不是“高考移民”的一种变相的方式呢?如此一来,西藏自治区内的藏人学生受到的资源掠夺显然就更多了。


本文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4082024131310.html

2024年4月6日星期六

特约评论 | 唯色:汪堆寺 — 幸存于文革之劫,如今却面临水电开发之劫


评论 | 唯色:汪堆寺 — 幸存于文革之劫,如今却面临水电开发之劫藏历新年期间,汪堆寺俄派七坛城法会尚未结束,数百僧众被审讯、被要求签字服从当局的任何指示。
 唯色供图

2010-04-28T120000Z_1275423122_GM1E64S1TNL01_RTRMADP_3_GUANGZHOU.JPG因中国政府及其电力集团在金沙江上游开建“一库十三级”水电站,关涉“青海玉树巴塘河口至云南迪庆奔子栏间的河段,流经青、藏、川、滇四省(区),河段长约772公里”,世代生息此地的无数藏人被要求搬迁,多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珍贵价值的寺院、沿江多个村庄以及动植物丰富的自然环境将被淹没。被称为梯级水电站的“龙头”工程——岗托水电站,将完全淹没藏东德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的至少六座寺院(汪堆寺、银南寺、康多寺、燃灯寺、更萨寺)、两个村庄,其中位于德格县汪布顶乡的汪堆寺和银南寺目前面临强制搬迁,而引发当地藏人僧俗的和平请愿。

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将被梯级水电站淹没的寺院和村庄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生态和美丽。为当局出谋划策的中国水利专家却傲慢地说:“长江上游,特别是虎跳峡以上属人少地荒地区…这些不毛之地淤了就淤了”。我从微博、微信视频号等中国网站上,找到关于汪堆寺的多个视频、图片、文章,也尽力做了各方调查和了解,得知汪堆寺拥有罕见的历史文物和宝贵的宗教传承,更惊悉汪堆寺有三百僧众以及依傍寺院生息的两千民众,因哀求当局官员留存寺院和村庄,却遭殴打、抓捕、关押等各种非人道对待。

据去年3月的一份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德格县汪堆寺百柱殿壁画的初步研究》,及前不久在杭州召开的“第八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研究者强调:“汪堆寺位于金沙江东岸的一处高地上,寺内保存有大量精美壁画,因寺院建筑加固,这些完整壁画才得以首次公开。此外,德格县汪布顶乡即将建造水电站,这将对汪堆寺壁画后续的保存与研究造成较大困难,因此对汪堆寺的壁画研究与保护迫在眉睫。”

相关研究介绍:汪堆寺内现保存古老壁画的建筑,一是山上旧经堂即吉祥天母殿;二是有100根柱子、高7米的百柱殿(“噶加拉康”,lHa khang ka brgya ma),壁画面积约为一千多平方米,绘画内容繁复、完整,藏文题记清楚可识别,其“规模之大是其他金沙江沿岸寺院难以企及的”,有部分壁画“在德格乃至整个康区都是独一无二的”。除建筑遗迹和古老壁画,汪堆寺还保存的有古旧唐卡、古旧造像等文物,以及不同时期与康区政教上层的重要历史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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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堆寺内现保存古老壁画的建筑,一是山上旧经堂即吉祥天母殿;二是有100根柱子、高7米的百柱殿。(唯色图片)

相关研究介绍:“汪堆寺百柱殿的壁画体量远大于德格印经院和银南寺的壁画。尽管三处寺院相隔并不远,但金沙江沿江一带仅见此一处如此大规模的寺院遗存。”“是迄今为止当地发现的最为重要的藏传佛教壁画之一,对研究藏族绘画艺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是目前甘孜地区,乃至金沙江两岸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主体空间最大,壁画面积最大的寺庙之一,填补了德格地区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空白,对于研究德格以及藏东地区藏传佛教发展史和艺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包括安多、卫藏和康等全藏地六千多座寺院在经历了1950年代的军事镇压、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遭到了灭顶性的破坏,能够幸免于难的非常少,而古寺汪堆寺为其中之一,这是因为当地村民的虔敬护卫,把最重要的经堂和百柱殿当作存放青稞、牲畜饲料的仓库,寺院的古旧造像、老唐卡等埋藏在山上,壁画基本上没遭毁损,主体建筑没被拆除,如此才幸运地保存下来。直到1983年恢复信仰,中国当局允许寺院开放、信众出家,汪堆寺重又获得生机。但四十年后的今天,因中国水电大开发,寺院、村庄和生态环境均面临被淹没的厄运。也就是说:幸存于文革之劫,如今却面临水电开发之劫!

还在2012年即十二年前,已在全藏各地多处修建水电站的中国华能集团,因计划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江达县之间修建水电站,将导致金沙江两岸的多个村庄、多座寺院被淹没,村民和僧众被移民,其中就有德格县汪布顶乡及汪堆寺、银南寺,而当时,德格藏人就呼吁:“修水电站不仅让我们无家可归,而且破坏环境,我们和寺庙喇嘛都坚决反对。政府怕十八大(即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会议)前出事,就答应我们说如果得不到当地绝大部分群众80%以上同意的话,就不会修建水电站,但这些都是骗老百姓的方法,我们不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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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托水电站,将完全淹没藏东德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的至少六座寺院。(唯色图片)

我在网上搜了关于水电站的相关信息,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的金沙江,所蕴含的水力资源被认为“占长江水力资源的40%以上,水电富集程度居世界前列”,已规划开建全球最大的水电工程包括二十七个梯级水电站,仅在上游就有十三个梯级水电站,被认为是中国华能集团等国企的“肥肉”!这“肥肉“之说让我想起几年前见过一个因在甘孜州乡城县修水电站而暴富的四川人,他有果树成荫的巨大庄园、有一排排豪车和豪华游艇、有一各个酒窖堆满红酒白酒等等,他还有从藏地寺院拿走的唐卡佛像、从藏地乡村带出的各种山珍,摆满了餐厅似的房间。其实水电站就是他的赚钱机器就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赚钱机器。

多年前就有中国的环保人士警告:“向青藏高原大举进入”的金沙江流域众多的梯级水电站,是“悬在头上的危险”,因为这里是“中国甚至世界上地质灾害最发育和最密集的地区,进入2000年以来全世界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金沙江水电群就建设在这样一条河流上”。实际上,近年来金沙江沿江的水库电站附近已经多次发生了山体滑坡、江水断流、民不聊生的灾害,如2018年10月间,金沙江干流就发生了山体滑坡壅塞河道,寺院和村庄遭遇洪流,民众的生命和财产遭受威胁和损失,但在中国官媒的报道里,却又一次成了赞扬当局抢险救灾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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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就有中国的环保人士警告:“向青藏高原大举进入”的金沙江流域众多的梯级水电站,是“悬在头上的危险”。(唯色图片)

我很难过,鉴于种种令人压抑的现状,我们可能无法改变将被这些水电站吞噬藏地寺院和村庄的厄运。从网上找到的视频和图片可以看到汪堆寺所在的风景有多么美丽,数百僧众在寺院学习佛法、练习金刚法舞,以及空闲时打篮球的情景有多么美好,而中国的水利专家竟然说这里“属人少地荒地区…这些不毛之地淤了就淤了”,其殖民主义心态昭然若揭!

那么,这些专注佛法修行的僧众和依靠寺院安度精神生活的民众,近日来遭到了怎样的遭遇呢?正值藏历新年期间,汪堆寺原本正在举行萨迦派非常重要的俄派七坛城法会,并将在神变月十五日给无数虔诚的信众摩顶祝福,然而法会尚未结束,寺院就已空空荡荡,数百僧众及附近数百村民被毒打、被抓捕、被审讯、被要求签字服从当局的任何指示,而他们,仅仅是想保住这座古寺而已。如果最终不得不妥协搬迁,有百柱佛殿、大面积古老壁画的古寺将会被毁,而且搬迁后的寺院与村庄被分开,渐渐没有僧源,寺院很快就会名存实亡……

正如关注人士的呼吁:西藏村庄及其寺院丰富的文化遗产受到中国政府开发项目的威胁,这确实是悲惨的局面。当地人流离失所和历史文物的损失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需要提高对西藏境况的认识,并倡导保护文化多样性和藏人原住民的人权。

另外,我们也恳切希望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们,以在世间的广大影响力来保护成千上万信仰者的家园。从网上看到照片,被萨迦派信奉中心的德格民众视为依怙主的萨迦派第43任萨迦法王,被众多汉人弟子包括明星名流拥护的宗萨钦哲仁波切等,曾莅临萨迦派甚为重要的汪堆寺,也因此了解这是怎样的一座具有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精神宝库而值得竭力地延存于世。


本文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3042024093653.html

2019年12月25日星期三

献给我的父亲……


献给我的父亲……

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


这本译成英文的图文书:《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2020年4月出版),以及这个在十月的摄影展(于耶魯大學所在的City gallery展出),献给我的父亲泽仁多吉(程宽德)。

这些照片都是我父亲在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拍摄的。他用相机和他的真心做了无法被遮蔽和修改的叙事。

在他离开今世的忌日,我以生为他的女儿而自豪。

2019年12月25日




延伸阅读:



2018年8月5日星期日

唐丹鸿:西藏问题:“民主转型”与新“筹藏策” ——一份旁观者手记

布达拉宫。(唯色摄影)


西藏问题:“民主转型”与新“筹藏策”

——一份旁观者手记


唐丹鸿


心理学研究证明,政治体制环境影响和塑造因应的社会人格。社会人格反过来又延续相应的政治体制。


一.为了版图


在1992年《魏京生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中,民运先驱魏京生先生明确认为西藏“主权归属不明确”,他也明确表示诸种要点来看,西藏无疑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十七条协议》城下之盟,按国际法是无效的


但是,魏京生的这封信,并不是谴责中共侵略吞并西藏,也不是要尊重西藏人民自决权。相反,他在信中表示,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抉择非常正确,虽然和平解放办法颇有城下之盟和缓兵之计之嫌”。他指责邓小平的是,中共没有遵守这城下之盟,没能成功地“弄假成真变为既成事实”。他担心西藏问题导致分裂,“引起多米诺反应还将波及远不止12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沉浸在“振兴中华”爱国情怀中的魏京生先生是坦率的,他毫不掩饰中共吞并西藏“非常正确”,而且为了“使西藏能够保留在中国版图之中,这位当时陷身监狱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先驱,向剥夺他自由的专制统治者提了一系列如何继续将西藏人关在中国大监狱的统战计策。


2008年3.14从拉萨漫延全藏大规模抗暴事件后,在流亡西藏,批评政府中间道路,主张恢复西藏独立的声音日益增多。


二.“共藏问题”


2009年自由亚洲电台对民运圈西藏问题研究者李江琳女士做了一个专访,题目就叫《西藏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专访中记者北明这样问:“国际舆论一般认为,西藏的厄运是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兵西藏、藏人被迫签署《十七条协议》开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迟至1959年之后,藏人才开始逃离他们的故土?”;李江琳女士在答问中也设问:“为什么达赖喇嘛在1959年出走,而不是51年或者56年?” 当然,重点在自答:“要理解1959年的拉萨事件,必须从1956年的四川藏区开始……”在随后出版的书中,李女士也致力于引导读者关注她所阐释的“藏人为何暴动”、“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李江琳女士试图构建的逻辑是:如果西藏问题是1951年(即《十七条协议》签署)产生的,那为什么1951年藏人没有暴动,达赖喇嘛没有出走?而由于中共1956年开始在康区行施民主改革政策,导致了藏人暴动,最终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因此西藏问题产生的时间点是1956年,由于“民主改革”严酷政策。


以“没有暴动、没有出走”,暗示“没有问题”;以“暴动出走”推导出西藏问题是“官逼民反”——那么此前西藏政府向联合国提起申诉、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等是什么呢?李江琳女士分别于2010年、2012年出版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飞过天空》两本书,都“省略”了不可缺失的背景:中国入侵和城下之盟《十七条》,而明确代之以“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的非事实的政治框架,将西藏人的国家认同“博”,改成了“高度自治”的“中国”认同。


李江琳强调她的书是“学术的、中立的”,既然如此,那么至少应以藏中双边的历史叙述作为背景,才谈得上“中立”。李女士也的确引用藏方资料,比如从《血祭雪域》、《我故乡的悲惨史》等书中,摘取各种暴动和屠杀案例。然而,奇怪的是,同样是这些藏人当代史书,其中藏人的历史观、主权观、国家认同以及相应的抵抗史等部分,都没能在李的书中成为参照——在领土、主权、国家认同等这些西藏问题的核心问题上,《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以中式政治地域的“中国西南西北四省藏区”(仅几十年历史),替换藏人政治地理叙事的康和安多(千年历史);以“四省藏区不属西藏政府管辖”,遮改了康和安多在西藏政府管辖下的高度自治;以赵尔丰“改土归流”、“设置州县”、“民国建西康省”这类单边的中式政治权力宣示消隐了藏东康区被晚清政权血腥侵略、以及民国为霸占藏东边疆进行数次战争才得以 “西康建省”等背景。


从清末“筹藏”到1951年城下之盟《十七条》,百年来血腥的吞并史,百年来藏人抵抗异邦扩张、抗拒异族统治的历史,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被精心切割剔除,将图伯特沦亡前最后的抵抗,写成了:“历史上高度自治的藏族,在中共‘民主改革’政策下,暴动、出走,产生了西藏问题。‘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起始点和本质,西藏问题其实是‘共藏问题’”。


李江琳女士自述受过专门史学研究训练。除了以上提到的框架性遮蔽,全书还多处用细节性扭曲,微妙传达“自古以来”,筛选性个案以示藏人有“中国认同”,以及过滤背景从而改变事件性质的写法。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从藏方史料摘取屠杀案例,用中共资料印证屠杀的真实不虚,加上对藏人苦难充满同情的笔调,彰显着作者的道德信誉。遗憾的是,过滤部分真相来写历史,以得出预先设定的政治化结论,却丧失了对史实的尊重——这两本以中共“政策问题”取代主权问题的书,在中国境内外民运、泛民运和自由派人士中赢得了广泛读者,民运理论家胡平老师撰写了书评郑重推荐。


通过继后的观察,恕我难忍不做这样的批评:中共用“农奴”的假血涂抹“大救星”的胭脂,民主转型知识份子们则用藏人的真血操作西藏问题的起点与本质。这是二十一世纪版的“筹藏策”——将西藏问题“民主转型”到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策略


三.“友谊之桥”


2010年3月,在“中国青年基金会”主席、留学生孔灵犀的组织下,50多名汉人学生和40多名藏人学生,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据组织者称,“会议得到中国及汉藏两族各界支持。受邀并确认出席的专家有若干位在美国各大学的学者,数位来自中国的著名学者和官员”。《北京之春》的报道说:“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数位领事以及西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对本次交流活动给予了鼓励、建议和帮助。”


李江琳女士的发大意1956年以来‘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对藏民族造成了极大痛苦,‘治愈国家的创伤’首先需要汉人了解历史,她认为藏民族会接受汉人的道歉,并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


民主宪政学者王天成,向藏汉青年学生作了题为《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演讲。在报道的语境中,这一“民主方式”是未来的联邦制的中国王天成先生“赞赏达赖喇嘛寻求自治而绝不谋求独立的中间道路”,他认为汉人必须理解和尊重藏民族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愿望”同时指出,“藏人也应该理解汉人必须保持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国情感……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这位宪政学者也称,西藏流亡政府中间道路政策提出的“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即所谓‘大藏区’是行不通的,“会使民主转型复杂化”,“增加汉人对西藏独立的担忧”。


由此看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这两点不但是中共立场,也是“既要民主,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的立场兼容“民主”和“大一统”的汉人,是民主转型精英们的最大支持者,同时也是“中间道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不谋求独立”,反对“西藏三区统一”。既尊重和理解自由愿望,又不惜一切代价反自由——如果自由意味着独立。


但是,如果要理解“既要民主自由、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似乎也该回溯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变法的时代:设计满清帝国转型的知识精英们,在为“十八省中国”与“多民族中国”争论不休,梁启超在抱怨支那人不爱国、“瓜分危言”在炮制、主权与疆域在想象、“中华民族”在发明、“筹藏策”在纷纭、利益集团入侵康区开发和同化“藏蛮”、“衣带诏”(体制内健康力量?)在集资、话语权在集结、军阀们在成长、民族主义在养成、奴役之路在铺展……


两个月后,“中国青年基金会”在纽约举行了第二届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与中国学生与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据博的报道“与会发言的专家包括国内高校的著名藏学专家,体制内官员……在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就西藏的发展、建设和未来发表演讲”。另据会议组织者孔灵犀“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几位领事有过若干次建设性对话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当时的“天下公言文化传媒”研究员李伟东发,“若达赖喇嘛去世﹐其转世的问题将会为藏汉的关系‘带来很大的隐患’”——不,实际上,绝大多数汉人,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根本不懂、也不在意。达赖喇嘛转世第14世了,从来不是“藏汉关系”的隐患,而是中共以及将来中国人统治西藏合法性的重大忧患。因为,对西藏人民来说,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人民认受,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已经三百多年了。换言之,这也是中国统治图伯特不具有合法性的明证。


会上以“民族问题评论家”身份发言的李伟东先生既是学者、也有“体制内官员”身份。李伟东建议达赖喇嘛去政治化﹐“回归纯粹宗教领袖的角色来与中共妥协并重新开展谈判……宣布完全与达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然后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然后一心一意的重新专心管理佛教宗教事务﹐可能对解开这个死结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宗教领袖对藏人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特点,从占领图伯特开始,中共就利用各地高僧大德做政治操作。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如果放弃政治权力,藏人认受的最高统治者就虚空了,而作为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又能稳定和整合藏人民心。在中共中央批准的统战部《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报告意见是:“……根据目前国内外的情况和斗争的需要,争取达赖集团返回祖国,对我们是有利的……对达赖的工作,我们要特别重视。只要他愿意返回祖国,我们可以作为宗教领袖对待……这对于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达赖喇嘛说:只有在中国政府真诚的、实际的落实藏人自治尊重藏人文化的前提下﹐才会考虑返回西藏。


让我们回顾一下,两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海外民运学者们耐人寻味的措辞:“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李江琳是民运圈的西藏问题专家。宪政学者王天成,目前是海“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所长。「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目前是海外“聚焦研究中国民主转型”的“中战略分杂志”社长


早在1962年出版的自传《吾土吾民》中,尊者就写到:“我明白,中国人在想办法削弱我的政治责任,而我反对暴力的态度,正帮了中国人来摧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民失去了对我作为政治领袖的信仰,但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人民对我的信心是不会消失的,这是最主要的。世俗权力可以放下,或者说政治领袖可以让别人担任,但是作为宗教领袖无法卸责,这是我个人无法考虑的。因此,为了西藏的最高利益,也许我可以从世俗的权力中引退……”

达赖喇嘛相信,政教应该分开,西藏人民可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达兰萨拉西藏和平抗暴52周年纪念集会上,达赖喇嘛正式宣布,将以达赖喇嘛名号所承担的所有政治权责交予民众直选产生的领导人。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项政治法案,是宪法修订案,正式放弃他的政治职位,为了加强西藏运动的民主结构,如此,即使在他身后,该运动仍能继续向前


.“民主转型”


2014年,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宪政学者张博树先生,由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出版了《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主要内容也在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网刊《民主中国》连载。该书的主要框架是,历史上“西藏臣属中国”,因此以分裂固有领土完整为目的的民族自决,中国不承认。在未来“民主转型”后的新中国,专制已终结,民族自决不必要。中国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建立在“不能失掉西藏和新疆”的基础上。


作者开篇设定了西藏问题的框架:一,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是中共的政策以及对宗教自由的压制;二,是制度问题;三,是汉藏对“过去数百年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四,西藏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未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关系的整合和国家结构的重构。”


一、二基于“人权”和“制度”问题,“共藏问题”学者李江琳女士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作为权威依据,强调“1959年藏人叛乱的真实原因在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党国制度导向的“结论”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在体制内外温和力量的主导下成功……民族自决将不再必要,因为专制已经被终结,少民族的公民(包括个人权和集体权)开始获得新的宪政体制的制性保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与中国转型】


关于第三张博树先生大量引用中共版的“中国西藏地方史”宣传材料,“论述”了:西藏自元朝起就“臣属”于中国(中土政权),辛亥后西藏宣布独立没有得到中华民国承认,1949年中共建政后占领图伯特,不是侵略而是“行使主权”——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后,根据联大1514决议中有一条限制,即“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因此藏人没有民族自决权。


张博树先生认为西藏问题的这一层面,是汉藏对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但是,张先生不该以“理解”代替事实。“理解”是可以改变的,而中国在1949年以前从未统治过西藏、图伯特人没有中国认同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如果我们认同“理解”应基于事实,唯基于事实的理解才最接近本质的话,那么《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所阐释的“西藏臣属中国史”,就是一个在非事实基础上“理解”的伪相,是对事实和本质的蔑视。


关于第四,《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表示,“中国民主转型的战略家”要“重构”的,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新中国。依据是土地和“大一统”的汉人——张先生列举了: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东部人口压力巨大;西部土地下的自然资源;西部是战略后方基地;最主要的“西藏独立不会是单独事件,它会引发新疆独立甚至内蒙独立”,“任何正在台上或准备上台的人,无论他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管谁上台,担当起国土丢失一半的‘罪名’,也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未来民主体制转型新政权必须考虑汉人,最大选民群体的支持失掉了西藏,或失掉了新疆,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就丧失了大半”【详见《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


在此我想比较一下魏京生在监狱中就西问题给邓小平的信。这封信对西藏历史主权的叙述是诚实的魏京生指责中共的治藏政策导致版图崩解将被国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权力的主体是中共,魏京生向权力者进言怀柔同化策,更像是源自为子孙后代振兴中华的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局限。


在张博树书中,历史叙述受政治操作支配。他反对“独立”的理由,是民主转型的战略家”“必须考虑最大选民群体汉人的支持,显示出更多的是“新政权”对权力的需要,“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汉人大众,是转型新政权权力的源。正因如此,在充满民主转型的话语中,你看不到对大一统的反思,对“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怀疑。相反,用中共的历史宣传,论证西藏臣属中国中共军队入藏是行使主权,更像在为转型新政权储备权力资源——“既民主又大一统”的大众民意


张先生书中所说的“行动者”“民主转型战略家”是谁或谁们?他们似乎在民主自由的世界,掌握言论自由的平台,说着民主宪政的话语,带一些学术、一些谋略、一些仁慈、一些颂圣……以及一点胁迫的味道:只有以“留在中国之内”为基础的谈判,才是“对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好支持”。与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相似的是,战略家们为未来民主新中国做着完美的设计,他们排开了藏维蒙等其他民族的战略家,假装房间里没有大象。


五.“民主中国”



2016年8月,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运网刊《民主中国》,在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中,删去了关于达赖喇嘛权力来源及合法性的一段“1909年11月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西藏人民献给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此——



不得不说,《民主中国》的这位编辑真专业:由于中国宣称拥有西藏主权,依据是中国皇帝的册封,即达赖喇嘛的权力来源于中国皇权。而西藏人民赠给尊者的这方印玺,却宣示达赖喇嘛的权力来自佛陀出于对被治者同意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的认同和特别提醒,我文中例举了这一证据,却被《民主中国》精准地剔除了显然有人不想让读者知道这一证据,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就会让他们设定的“西藏问题本质”显出漏洞,正因如此,《民主中国》不但删除了西藏人没有“中国”认同的证据,还给文章加上偏离事实、也偏离作者原意的导读,诱引读者将主权问题理解为“统治者政策”问题。

《民主中国》拒绝恢复这段原文的理由是虑在如此严酷时期,保留这块探讨中国民主转型阵地,实属不易。编辑为长远计,有些对来文的修改删节,应属正常——编辑甚至为此表达了个人苦衷,显示“删除”来自某种更大的压力。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逻辑呢: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主中国”,以“保留民主转型阵地”之名,删去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民主中国》的删改与中共的立场是异曲同工的《朱维群:望达赖能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选择》中说“达赖极力给自己的小集团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坚持称‘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对此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具讽刺的是,《民主中国》用抹去既往来自证: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在“控制过去”的同期,《民主中国》刊发了几涉及“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的文章,藉着宏大叙事的溢美辞令表达: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和藏人1959年的流亡,是“宗教性大迁徙”和“宗教与文化流亡”,是“中国内部”的“文明出轨”殃及了“藏族地区”;“藏区……将来民主宪政后,‘藏区’、‘新疆区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


.“战略家们”


根据互联网信息: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作者张博树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李伟东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的社长,张博树是执行主编张博先生透露:“据我所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北京把达赖喇嘛请回来主持藏区宗教事务,实行宗教自治,党不再干预,但达赖喇嘛也不再过问西藏的政治……而如果习能打开和达赖喇嘛的重新对话之门,西藏问题有缓,对新疆乃至全国的‘维稳’都会有帮助……”。


显然中国官方并没有出任何回答。张博树先生又向尊者提出“分解中间道路”“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来谈。比如,可以先争取尊者回去,到五台山朝圣亦可,举行一些宗教性的交流、活动亦可。这样,对习中央而言,可表现党国的大度,符合变‘压’为‘柔’的新治理思路;而对藏人方面言,也可以就此争取宗教环境方面的某种改善……尊者听了这个建议后笑道:这是中间道路的中间道路哇!”


2017年初,由王天成、胡平和滕彪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王天成是所长,他在2010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为题演讲。胡平是董事和名誉所长,李伟东、张博树、陈奎德、夏明等出席了成立会议。胡平、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人士支持中间道路的文章,多在陈奎德先生主编的《纵览中国》发表。



2018年4月,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专家们,在博文社视频节目做《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的系列专题讨论


2018年5月,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发起“华人声援‘中道路’声明签名活动。


2018年6月29日,张博树、夏明、李江琳、丁一夫等,以专家权威身份在明镜直播“中国研究院”做了《习近平与达赖喇嘛会相见?西藏问题的希望在哪里》研讨会。综合这次研讨会的印象:


专家们就“西藏是一个多大程度上的独立国家”、“中国”、“中国人”等作了圆滑的调整。张博树保留了他书中的观点。丁一夫认同张博树“从元代到满清西藏臣属中国”之说,丁先生似乎忘记了他在《达赖喇嘛不是您的敌人》等文中的“技巧性”笔法,转而“强调”不能淡化民国时西藏的事实独立。纪硕鸣则提醒这事实独立没有国际承认。


李江琳强调不能淡化她所研究的西藏当代史“否则汉人不能理解藏人为何要反抗,反抗的立足点和位置在哪里但李女士心里一定知道,如果她的书中不设定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如果不遮蔽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的性质,那么,“藏人为何反抗、反抗的立足点”会不会与她的版本不同


夏明教授指出“必须承认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西藏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56个民族在中国已经煮成了一锅汤,萝卜、牛肉是不能分开的,民族撕裂可能出现种族屠杀”——看出来了吗?观点似乎是多元的,但最终还是“统一”的。


专家们提出“淡化历史问题,注重现实问题,淡化民族问题,注重制度问题”专家们认为“中间道路”能带动中国民主化,希望习近平与达赖喇嘛见面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间道路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流亡政府阐释中间道路的要点,除了众所周知的不寻求独立,要求三区统一实现中国宪法内名符其实的自治,还有尊重“三个坚持”,不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挑战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转型战略家们,其实清楚中共绝不接受中间道路,正如胡老师所说:“只因为中共已经在西藏建立起一党专制,如果让藏人自治,中共对西藏的一党专制就保不住了……,但战略家们仍然好像是中间道路最坚实的拥趸和最恳切的呼声,因为中间道路承诺了“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民主转型新政权预定的“合法性”。


政治体制环境会影响和塑造相应的社会人格。大一统专制国家制造了相应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生成了社会的专制人格,反过来又加固政治体制,成为“大一统”续命的力量。这类社会人格的个体或大众,往往公开显示他们反统治者的立场,抨击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是民主自由派,但他们既向往民主人权,又为了大一统不惜借助极权者的相同手段:既书写历史,又扭曲历史真相;既言论自由,又言论审查;既探讨民主转型,又必须转型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民主大一统的新中国,转型新政权合法性来源是汉人其他民族既有“名符其实的自治”,又“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在这统一的美丽新世界,所有公民都有人权,但不包括民族自决权;分裂会导致种族屠杀,因为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分裂”——“教育转化中心”集中营已经关押了逾百万人。


实际上,我们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经历了并要继续经历极黑的时代。


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个政府法案,是修宪放弃他的政治权力。他在等待一位刚刚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权力者与他见面。


尊者也曾说过:西藏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最终的解决权在于全体西藏人民。


2018.7 特拉维夫


 (本文首发于【思想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