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存在 （致埃利亚特·史伯岭）及Ian Boyden的英译

这首诗是去年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去世一周年忌日写的。感谢友人、诗人Ian Boyden将这首诗译成英文。

存在 （致埃利亚特·史伯岭[1]）

唯色

这几日，一想起去年这时

你不辞而别这一世

这些词语就涌上我心：

无奈

无及

无常

无可名状

无可替代

无可慰籍……

如同以玫瑰之名

在一本词典里的寻觅

你以图伯特之名

清晰地，明朗地，无法混淆地[2]

存在于这个失去的名字之中

而我悲痛莫名

2018-1-26写，1-29完成，于北京

---

[1] 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译为艾略特·史伯岭），生于1951年1月4日，2017年1月29日在纽约家中因突发疾病而离世。2014年退休前是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著有《西藏-中国冲突：历史与争论》、《西藏的地位》等历史专著。我曾这样写过对他的认识：“尽管他的研究在于图伯特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图伯特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的关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幷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亡图存的斗争事业。”“他不只是学识卓越并具有启发意义的学者，更是一位捍卫人类根本价值的人。他一直以来的行为，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

[2] 在《图伯特、Tibet与命名的力量》一文最末，Elliot Sperling写道：“Tibet，作为普世所接受的一个文化与历史的畛域，并不是现代的‘西藏’。令人欣悦的是，新一代以中文书写或发表网络文章的作者们已经重新发现、并采纳了‘图伯特’，作为这块他们深深关怀的土地一个清晰、明朗、无法混淆的称呼。”

Existence

       —for Elliot Sperling[1]

For the last few days

I have done nothing but think

about this time last year

when you left this world

without saying goodbye

and these words poured

over my heart:

helpless

unreachable

impermanent

indescribable

irreplaceable

inconsolable….

Just as the name of a rose

is held in the dictionary I search,

you exist clearly, distinctly, and unambiguously

in the name of Tibet[2]—

a name now lost.

My grief is indescribable.

—Woeser

January 29, 2018, Beijing

Translated by Ian Boyden January 29, 2019

---

[1] Elliot Sperling, born January 4, 1951, died on January 29, 2017 in his home in New York due to a sudden illness. Before he retired in 2014, he wa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at Indiana University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Tibet Research Program. He was the author of several historical monographs including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2004). I once wrote about him: “Although his field of research was the history of Tibet, he was still very concerned about contemporary Tibet’s political issues,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other practical questions. He once explained his concern for Tibetan issues—that he believed on supporting and defending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civil society, that these must not remain unrelated from ethnicity or the state, and therefore support the cause of the Tibetans’ struggle for the survival their national sovereignty. He was not only an outstandingly erudite and inspiriting scholar, he was also a person who defended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humanity. His conduct was always just as Camus’ implored: “one must not stop at personal indignation, but also possess a concern for the other.”

[2] At the end of his essay “Tubote, Tibet, and the Power of Naming,” Elliot Sperling wrote: “Tibet, as universally understood as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alm, is not the modern “Xizang.” But it is the Tubote that a new generation that writes and blogs in Chinese has rediscovered and adopted as a clear and unambiguous marker of the land with which they are so intensely engaged.”

唯色：我给埃利亚特·史伯岭供奉了经幡（及Ian Boyden的英译）

今天是藏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译艾略特·史伯岭）去世两周年忌日。我的挚友。怀念无止境。夏天朝圣阿尼玛卿，给他供奉了经幡。也写了这首诗……感谢友人、诗人Ian Boyden将这首诗译成英文。

我给埃利亚特·史伯岭供奉了经幡

唯色

我给埃利亚特·史伯岭供奉了经幡

我竟忘记他离开人世已有多久

或者说有意忽略这个事实

就像他还活着，我们仍旧找得到彼此

相互关怀，总是他给予的更多

一只鹰鹫从积雪的山顶飞来

没有任何之处比这里更适宜

我恭敬地取出从拉萨带来的经幡

既是出自私人情谊的追悼

也是因为他那篇六年前写的文章[1]——

“要尽一切努力，将那些被杀害的人

看作鲜活的生命，而不仅仅是统计数据。否则，

我们就是任由大屠杀凶手改变我们的人性。”

他最后讲述了一个被湮灭的故事

拉布寺的第三世阿丁祖古

名叫嘉央益西索南确珠，与他的前世一样

专注于驻锡传法，信徒众多

但在1958年的一天，“在他24岁的年纪，

一切戛然而止”，与图伯特诸多被杀害的生命一样

我在一条经幡上写下埃利亚特·史伯岭的名字

在另一条经幡上写下这行字——

“1950年代以来所有遇难藏人”

系在一起，悬挂在重重叠叠的经幡丛中

风吹来，悲伤的祈愿飘向烈日下的阿尼玛卿

2018年8月16日，

写于朝圣神山阿尼玛卿的转山途中

注释：

[1]Elliot Sperling，”The Body Count”，http://www.rangzen.net/2012/09/14/the-body-count-2/

中文译文见：《死亡统计》，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9/blog-post_28.html

[2]Jam-dbyangs ye-shes bsod-nams mchog-grub，文章中写道：“他的名字在《中国藏学》（北京出版，1999年某期）的那一页文章上清晰可见”。

我与埃利亚特·史伯岭的最后一次合影，是2012年7月15日在北京。

I Offer Prayer Flags To Elliot Sperling

I offer prayer flags to Elliot Sperling.

I’ve forgotten how long

he’s been gone from this world.

Or I’ve intentionally ignored it

as if he were still alive,

as if we were still able find each other,

and care.

It was always he who showed more respect.

From the mountain peak buried in snow,

a bearded vulture soars over me—

there is no place better than here.

I pull forth what I have held close to my heart,

these prayer flags I brought from Lhasa

and with deep reverence hang them

as a memorial to our private friendship,

and because of an article[1]

he wrote six years ago in which he state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every attempt

to see that as many of those who perished

are known as people, not as mere statistics.

To do otherwise would indeed be

to allow mass murderers to shape

our humanity.”

The last thing he discussed was the account

of the third A-brtan incarnation

being massacred at the Lab-dong Monastery.

The incarnation’s name was

Jam-dbyangs Ye-shes Bsod-nams Mchog-grub.

Like his previous incarnation

he did much to propagate the dharma,

and gathered a considerable following.

But one day in 1958, “at the age of 24,

there was nothing more. He was dead.”

Slaughtered like so many Tibetans.

I write Elliot Sperling’s name on one of the flags.

On another flag, I write these words,

“All the Tibetans killed since the 1950s.”

They hang together, suspended

in overlapping strings of flags.

The wind blows and sad prayers fly

to the sacred mountain Amne Machin

which stands beneath the scorching sun.

—Woeser

August 16, 2018, written while on pilgrimage around the sacred mountain Amne Machin.

Translated by Ian Boyden, January 28, 2019.

[1] Elliot Sperling, “Body Count” published on Rangzen Alliance, September 14, 2012. http://www.rangzen.net/2012/09/14/the-body-count-2/

附：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译艾略特·史伯岭），生于1951年1月4日，2017年1月29日在纽约家中因突发疾病而离世。2014年退休前是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著有《西藏-中国冲突：历史与争论》、《西藏的地位》等历史专著。我曾这样写过对他的认识：“尽管他的研究在于图伯特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图伯特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的关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幷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亡图存的斗争事业。”“他不只是学识卓越并具有启发意义的学者，更是一位捍卫人类根本价值的人。他一直以来的行为，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

-->

唐丹鸿：西藏问题：“民主转型”与新“筹藏策” ——一份旁观者手记

布达拉宫。（唯色摄影）

西藏问题：“民主转型”与新“筹藏策”

——一份旁观者手记

唐丹鸿

心理学研究证明，政治体制环境影响和塑造因应的社会人格。社会人格反过来又延续相应的政治体制。

一.为了版图

在1992年《魏京生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中，民运先驱魏京生先生明确认为西藏“主权归属不明确”，他也明确表示：诸种要点来看，西藏无疑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十七条协议》是城下之盟，按国际法是无效的。

但是，魏京生的这封信，并不是谴责中共侵略吞并西藏，也不是要尊重西藏人民自决权。相反，他在信中表示，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抉择非常正确，虽然和平解放办法颇有城下之盟和缓兵之计之嫌”。他指责邓小平的是，中共没有遵守这城下之盟，没能成功地“弄假成真变为既成事实”。他担心西藏问题导致分裂，“引起多米诺反应还将波及远不止12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沉浸在“振兴中华”爱国情怀中的魏京生先生是坦率的，他毫不掩饰中共吞并西藏“非常正确”，而且为了“使西藏能够保留在中国版图之中”，这位当时陷身监狱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先驱，向剥夺他自由的专制统治者提了一系列如何继续将西藏人关在中国大监狱的统战计策。

2008年3.14从拉萨漫延全藏大规模抗暴事件后，在流亡西藏，批评政府中间道路，主张恢复西藏独立的声音日益增多。

二.“共藏问题”

2009年自由亚洲电台对民运圈西藏问题研究者李江琳女士做了一个专访，题目就叫《西藏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专访中记者北明这样问：“国际舆论一般认为，西藏的厄运是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兵西藏、藏人被迫签署《十七条协议》开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迟至1959年之后，藏人才开始逃离他们的故土？”；李江琳女士在答问中也设问：“为什么达赖喇嘛在1959年出走，而不是51年或者56年？” 当然，重点在自答：“要理解1959年的拉萨事件，必须从1956年的四川藏区开始……”在随后出版的书中，李女士也致力于引导读者关注她所阐释的“藏人为何暴动”、“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李江琳女士试图构建的逻辑是：如果西藏问题是1951年（即《十七条协议》签署）产生的，那为什么1951年藏人没有暴动，达赖喇嘛没有出走？而由于中共1956年开始在康区行施民主改革政策，导致了藏人暴动，最终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因此西藏问题产生的时间点是1956年，由于“民主改革”严酷政策。

以“没有暴动、没有出走”，暗示“没有问题”；以“暴动出走”推导出西藏问题是“官逼民反”——那么此前西藏政府向联合国提起申诉、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等是什么呢？李江琳女士分别于2010年、2012年出版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飞过天空》两本书，都“省略”了不可缺失的背景：中国入侵和城下之盟《十七条》，而明确代之以“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的非事实的政治框架，将西藏人的国家认同“博”，改成了“高度自治”的“中国”认同。

李江琳强调她的书是“学术的、中立的”，既然如此，那么至少应以藏中双边的历史叙述作为背景，才谈得上“中立”。李女士也的确引用藏方资料，比如从《血祭雪域》、《我故乡的悲惨史》等书中，摘取各种暴动和屠杀案例。然而，奇怪的是，同样是这些藏人当代史书，其中藏人的历史观、主权观、国家认同以及相应的抵抗史等部分，都没能在李的书中成为参照——在领土、主权、国家认同等这些西藏问题的核心问题上，《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以中式政治地域的“中国西南西北四省藏区”（仅几十年历史），替换藏人政治地理叙事的康和安多（千年历史）；以“四省藏区不属西藏政府管辖”，遮改了康和安多在西藏政府管辖下的高度自治；以赵尔丰“改土归流”、“设置州县”、“民国建西康省”这类单边的中式政治权力宣示，消隐了藏东康区被晚清政权血腥侵略、以及民国为霸占藏东边疆进行数次战争才得以 “西康建省”等背景。

从清末“筹藏”到1951年城下之盟《十七条》，百年来血腥的吞并史，百年来藏人抵抗异邦扩张、抗拒异族统治的历史，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被精心切割剔除，将图伯特沦亡前最后的抵抗，写成了：“历史上高度自治的藏族，在中共‘民主改革’政策下，暴动、出走，产生了西藏问题。‘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起始点和本质，西藏问题其实是‘共藏问题’”。

李江琳女士自述受过专门史学研究训练。除了以上提到的框架性遮蔽，全书还多处用细节性扭曲，微妙传达“自古以来”，筛选性个案以示藏人有“中国认同”，以及过滤背景从而改变事件性质的写法。《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从藏方史料摘取屠杀案例，用中共资料印证屠杀的真实不虚，加上对藏人苦难充满同情的笔调，彰显着作者的道德信誉。遗憾的是，过滤部分真相来写历史，以得出预先设定的政治化结论，却丧失了对史实的尊重——这两本以中共“政策问题”取代主权问题的书，在中国境内外民运、泛民运和自由派人士中赢得了广泛读者，民运理论家胡平老师撰写了书评郑重推荐。

通过继后的观察，恕我难忍不做这样的批评：中共用“农奴”的假血涂抹“大救星”的胭脂，民主转型知识份子们则用藏人的真血操作西藏问题的起点与本质。这是二十一世纪版的“筹藏策”——将西藏问题“民主转型”到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策略。

三.“友谊之桥”

2010年3月，在“中国青年基金会”主席、留学生孔灵犀的组织下，50多名汉人学生和40多名藏人学生，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据组织者称，“会议得到中国及汉藏两族各界支持。受邀并确认出席的专家有若干位在美国各大学的学者，数位来自中国的著名学者和官员”。《北京之春》的报道说：“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数位领事以及西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对本次交流活动给予了鼓励、建议和帮助。”

李江琳女士的发言大意：“1956年以来‘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对藏民族造成了极大痛苦，‘治愈国家的创伤’首先需要汉人了解历史，她认为藏民族会接受汉人的道歉，并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

民主宪政学者王天成，向藏汉青年学生作了题为《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演讲。在报道的语境中，这一“民主方式”是未来的联邦制的中国。王天成先生“赞赏达赖喇嘛寻求自治而绝不谋求独立的中间道路”，他认为“汉人必须理解和尊重藏民族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愿望”，同时指出，“藏人也应该理解汉人必须保持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国情感……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这位宪政学者也称，西藏流亡政府中间道路政策提出的“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即所谓‘大藏区’是行不通的”，“会使民主转型复杂化”，“增加汉人对西藏独立的担忧”。

由此看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这两点不但是中共立场，也是“既要民主，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的立场。兼容“民主”和“大一统”的汉人，是民主转型精英们的最大支持者，同时也是“中间道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不谋求独立”，反对“西藏三区统一”。既尊重和理解自由愿望，又不惜一切代价反自由——如果自由意味着独立。

但是，如果要理解“既要民主自由、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似乎也该回溯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变法的时代：设计满清帝国转型的知识精英们，在为“十八省中国”与“多民族中国”争论不休，梁启超在抱怨支那人不爱国、“瓜分危言”在炮制、主权与疆域在想象、“中华民族”在发明、“筹藏策”在纷纭、利益集团入侵康区开发和同化“藏蛮”、“衣带诏”（体制内健康力量？）在集资、话语权在集结、军阀们在成长、民族主义在养成、奴役之路在铺展……

两个月后，“中国青年基金会”在纽约举行了第二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与中国学生与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据博讯的报道，“与会发言的专家包括国内高校的著名藏学专家，体制内官员……在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就西藏的发展、建设和未来发表演讲”。另据会议组织者孔灵犀介绍，“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几位领事有过若干次建设性对话”。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当时的“天下公言文化传媒”研究员李伟东发言说，“若达赖喇嘛去世﹐其转世的问题将会为藏汉的关系‘带来很大的隐患’”——不，实际上，绝大多数汉人，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根本不懂、也不在意。达赖喇嘛转世第14世了，从来不是“藏汉关系”的隐患，而是中共以及将来中国人统治西藏合法性的重大忧患。因为，对西藏人民来说，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人民认受，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已经三百多年了。换言之，这也是中国统治图伯特不具有合法性的明证。

会上以“民族问题评论家”身份发言的李伟东先生既是学者、也有“体制内官员”身份。李伟东建议达赖喇嘛“去政治化”﹐“回归纯粹宗教领袖的角色，来与中共妥协并重新开展谈判……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然后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然后一心一意的重新专心管理佛教宗教事务﹐可能对解开这个死结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宗教领袖对藏人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特点，从占领图伯特开始，中共就利用各地高僧大德做政治操作。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如果放弃政治权力，藏人认受的最高统治者就虚空了，而作为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又能稳定和整合藏人民心。在中共中央批准的统战部《关于争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报告意见是：“……根据目前国内外的情况和斗争的需要，争取达赖集团返回祖国，对我们是有利的……对达赖的工作，我们要特别重视。只要他愿意返回祖国，我们可以作为宗教领袖对待……这对于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达赖喇嘛说：只有在中国政府真诚的、实际的落实藏人自治﹐尊重藏人文化的前提下﹐才会考虑返回西藏。

让我们回顾一下，两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海外民运学者们耐人寻味的措辞：“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李江琳是民运圈的西藏问题专家。宪政学者王天成，目前是海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所长。「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目前是海外“聚焦研究中国民主转型”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长。

早在1962年出版的自传《吾土吾民》中，尊者就写到：“我明白，中国人在想办法削弱我的政治责任，而我反对暴力的态度，正帮了中国人来摧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民失去了对我作为政治领袖的信仰，但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人民对我的信心是不会消失的，这是最主要的。世俗权力可以放下，或者说政治领袖可以让别人担任，但是作为宗教领袖无法卸责，这是我个人无法考虑的。因此，为了西藏的最高利益，也许我可以从世俗的权力中引退……”

达赖喇嘛相信，政教应该分开，西藏人民可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达兰萨拉西藏和平抗暴52周年纪念集会上，达赖喇嘛正式宣布，将以达赖喇嘛名号所承担的所有政治权责交予民众直选产生的领导人。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项政治法案，是宪法修订案，正式放弃他的政治职位，为了加强西藏运动的民主结构，如此，即使在他身后，该运动仍能继续向前。

四.“民主转型”

2014年，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宪政学者张博树先生，由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出版了《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主要内容也在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网刊《民主中国》连载。该书的主要框架是，历史上“西藏臣属中国”，因此以分裂固有领土完整为目的的民族自决，中国不承认。在未来“民主转型”后的新中国，专制已终结，民族自决不必要。中国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建立在“不能失掉西藏和新疆”的基础上。

作者开篇设定了西藏问题的框架：一，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是中共的政策以及对宗教自由的压制；二，是制度问题；三，是汉藏对“过去数百年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四，西藏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未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关系的整合和国家结构的重构。”

一、二基于“人权”和“制度”问题，把“共藏问题”学者李江琳女士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作为权威依据，强调“1959年藏人‘叛乱’的真实原因”在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党国制度。导向的“结论”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在体制内外温和力量的主导下成功……民族自决将不再必要，因为专制已经被终结，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包括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开始获得新的宪政体制的制度性保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与中国转型】。

关于第三，张博树先生大量引用中共版的“中国西藏地方史”宣传材料，“论述”了：西藏自元朝起就“臣属”于中国（中土政权），辛亥后西藏宣布独立没有得到中华民国承认，1949年中共建政后占领图伯特，不是侵略而是“行使主权”——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后，根据联大1514决议中有一条限制，即“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因此藏人没有民族自决权。

张博树先生认为西藏问题的这一层面，是汉藏对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但是，张先生不该以“理解”代替事实。“理解”是可以改变的，而中国在1949年以前从未统治过西藏、图伯特人没有中国认同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如果我们认同“理解”应基于事实，唯基于事实的理解才最接近本质的话，那么《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所阐释的“西藏臣属中国史”，就是一个在非事实基础上“理解”的伪相，是对事实和本质的蔑视。

关于第四，《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表示，“中国民主转型的战略家”要“重构”的，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新中国。依据是土地和“大一统”的汉人——张先生列举了：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东部人口压力巨大；西部土地下的自然资源；西部是战略后方基地；最主要的，“西藏独立不会是单独事件，它会引发新疆独立甚至内蒙独立”，“任何正在台上或准备上台的人，无论他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不管谁上台，都担当不起国土丢失一半的‘罪名’，也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未来民主体制中，转型新政权必须考虑汉人，最大选民群体的支持，失掉了西藏，或失掉了新疆，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就丧失了大半”【详见《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

在此我想比较一下魏京生在监狱中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这封信对西藏历史主权的叙述是诚实的，魏京生指责中共的治藏政策将导致版图崩解，将被国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权力的主体是中共，魏京生向权力者进言怀柔同化策，更像是源自“为子孙后代”、“振兴中华”的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局限。

在张博树书中，历史叙述受政治操作支配。他反对“独立”的理由，是“民主转型的战略家”“必须考虑最大选民群体”汉人的支持，显示出更多的是“新政权”对权力的需要，“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汉人大众，是“转型新政权”权力的来源。正因如此，在充满“民主转型”的话语中，你看不到对“大一统”的反思，对“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怀疑。相反，用中共的历史宣传，论证“西藏臣属中国”，“中共军队入藏是行使主权”，更像在为“转型新政权”储备权力资源——“既民主又大一统”的大众民意。

张先生书中所说的“行动者”和“民主转型战略家”是谁或谁们？他们似乎在民主自由的世界，掌握言论自由的平台，说着民主宪政的话语，带一些学术、一些谋略、一些仁慈、一些颂圣……以及一点胁迫的味道：只有以“留在中国之内”为基础的谈判，才是“对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好支持”。与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相似的是，战略家们为未来民主新中国做着完美的设计，但他们排开了藏维蒙等其他民族的战略家，假装房间里没有大象。

五.“民主中国”

2016年8月，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运网刊《民主中国》，在我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中，删去了关于达赖喇嘛权力来源及合法性的一段：“1909年11月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西藏人民献给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此”——

不得不说，《民主中国》的这位编辑真专业：由于中国宣称拥有西藏主权，依据是“中国”皇帝的“册封”，即达赖喇嘛的权力来源于“中国”皇权。而西藏人民赠给尊者的这方印玺，却宣示达赖喇嘛的权力来自佛陀。出于对“被治者同意”、“主权在民”和“人民主权”的认同和特别提醒，我文中例举了这一证据，却被《民主中国》精准地剔除了。显然有人不想让读者知道这一证据，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就会让他们设定的“西藏问题本质”显出漏洞，正因如此，《民主中国》不但删除了西藏人没有“中国”认同的证据，还给文章加上偏离事实、也偏离作者原意的导读，诱引读者将主权问题理解为“统治者政策”问题。

《民主中国》拒绝恢复这段原文的理由是：“考虑在如此严酷时期，保留这块探讨中国民主转型阵地，实属不易。编辑为长远计，有些对来文的修改删节，应属正常”——编辑甚至为此表达了个人苦衷，显示“删除”来自某种更大的压力。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逻辑呢：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主中国”，以“保留民主转型阵地”之名，删去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民主中国》的删改与中共的立场是异曲同工的。《朱维群：望达赖能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选择》中说：“达赖极力给自己的小集团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坚持称‘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对此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具讽刺的是，《民主中国》用抹去既往来自证：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在“控制过去”的同期，《民主中国》刊发了几篇涉及“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的文章，藉着宏大叙事的溢美辞令表达：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和藏人1959年的流亡，是“宗教性大迁徙”和“宗教与文化流亡”，是“中国内部”的“文明出轨”殃及了“藏族地区”；“藏区归于民国……将来民主宪政后，‘藏区’、‘新疆区’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

六.“战略家们”

根据互联网信息：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作者张博树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李伟东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的社长，张博树是执行主编。张博树先生透露：“据我所知，像李伟东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北京把达赖喇嘛请回来主持藏区宗教事务，实行宗教自治，党不再干预，但达赖喇嘛也不再过问西藏的政治……而如果习能打开和达赖喇嘛的重新对话之门，西藏问题有缓，对新疆乃至全国的‘维稳’都会有帮助……”。

显然中国官方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张博树先生又向尊者提出“分解中间道路”：“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来谈。比如，可以先争取尊者回去，到五台山朝圣亦可，举行一些宗教性的交流、活动亦可。这样，对习中央而言，可表现党国的大度，符合变‘压’为‘柔’的新治理思路；而对藏人方面言，也可以就此争取宗教环境方面的某种改善……尊者听了这个建议后笑道：这是中间道路的中间道路哇！”

2017年初，由王天成、胡平和滕彪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王天成是所长，他在2010年“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为题演讲。胡平是董事和名誉所长，李伟东、张博树、陈奎德、夏明等出席了成立会议。胡平、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人士支持中间道路的文章，多在陈奎德先生主编的《纵览中国》发表。

2018年4月，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专家们，在博文社视频节目做《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的系列专题讨论。

2018年5月，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发起“华人声援‘中间道路’声明”签名活动。

2018年6月29日，张博树、夏明、李江琳、丁一夫等，以专家权威身份在明镜直播“中国研究院”做了《习近平与达赖喇嘛会相见？西藏问题的希望在哪里》研讨会。综合这次研讨会的印象：

专家们就“西藏是一个多大程度上的独立国家”、“中国”、“中国人”等作了圆滑的调整。张博树保留了他书中的观点。丁一夫认同张博树“从元代到满清西藏臣属中国”之说，丁先生似乎忘记了他在《达赖喇嘛不是您的敌人》等文中的“技巧性”笔法，转而“强调”不能淡化民国时西藏的事实独立。纪硕鸣则提醒这事实独立没有国际承认。

李江琳强调不能淡化她所研究的西藏当代史，“否则汉人不能理解藏人为何要反抗，反抗的立足点和位置在哪里”。但李女士心里一定知道，如果她的书中不设定“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如果不遮蔽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的性质，那么，“藏人为何反抗、反抗的立足点”会不会与她的版本不同？

夏明教授指出“必须承认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西藏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56个民族在中国已经煮成了一锅汤，萝卜、牛肉是不能分开的，民族撕裂可能出现种族屠杀”——看出来了吗？观点似乎是多元的，但最终还是“统一”的。

专家们提出“淡化历史问题，注重现实问题，淡化民族问题，注重制度问题”。专家们认为“中间道路”能带动中国民主化，希望习近平与达赖喇嘛见面。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间道路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流亡政府阐释中间道路的要点，除了众所周知的不寻求独立，要求三区统一实现中国宪法内名符其实的自治，还有尊重“三个坚持”，不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挑战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坚称：“所谓‘中间道路’，实质上就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

民主转型战略家们，其实清楚中共绝不接受中间道路，正如胡平老师所说：“只因为中共已经在西藏建立起一党专制，如果让藏人自治，中共对西藏的一党专制就保不住了……”，但战略家们仍然好像是中间道路最坚实的拥趸和最恳切的呼声，因为中间道路承诺了“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民主转型新政权预定的“合法性”。

政治体制环境会影响和塑造相应的社会人格。大一统专制国家制造了相应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生成了社会的专制人格，反过来又加固政治体制，成为“大一统”续命的力量。这类社会人格的个体或大众，往往公开显示他们反统治者的立场，抨击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是民主自由派，但他们既向往民主人权，又为了大一统不惜借助极权者的相同手段：既书写历史，又扭曲历史真相；既言论自由，又言论审查；既探讨民主转型，又必须转型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民主大一统的新中国，“转型新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是汉人，其他民族既有“名符其实的自治”，又“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在这统一的美丽新世界，所有公民都有人权，但不包括民族自决权；分裂会导致种族屠杀，因为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分裂”——“教育转化中心”集中营已经关押了逾百万人。

实际上，我们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经历了并要继续经历极黑的时代。

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个政府法案，是修宪放弃他的政治权力。他在等待一位刚刚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权力者与他见面。

尊者也曾说过：西藏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最终的解决权在于全体西藏人民。

2018.7 特拉维夫

 （本文首发于【思想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