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略述涉藏译著及个人写作被审查

拍摄于拉萨帕廓街，被“化妆”的藏式摄像头。

略述涉藏译著及个人写作被审查

文/唯色

有位朋友来信问我外国书籍在中国译成中文出版时有无受到审查，我便列举了涉藏译著被审查甚至被篡改才能出版的几个例子。

比如美国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著述的《现代西藏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崩逝》(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中译本名为《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官员杜永彬译，199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再版。据通晓英文的读者将中译本与原著比较后发现，该中译本充斥篡改性质的翻译，而这种有意识的错误实质上“是政治对学术翻译的入侵t”，是中国官方译者利用国际藏学家的学术声誉误导、欺骗中文读者，并非严肃的、真正的学术翻译。

据悉，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 知道他的藏学著作在译成中文时遭严格审查，也知道中国官方译者对他的藏学著作进行了篡改性质的翻译，但并未反对，而是默许了这一违背学术理念的行为，或有可能是希望获得更多读者。

又比如，1944年-1951年在西藏生活过的奥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因著《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闻名世界。这本书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仅汉文译本就有两种：一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奇遇》，译者袁士朴，曾任济南大学外办主任；一是1997年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译者刁筱华，台湾人，曾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做研究。

我曾将中国译本与台湾译本其中内容相符的两页做过对照，发现出入很大，中国译本有添油加醋的，也有故意删减的，甚至到了妄为的地步。之所以如此有意识、大幅度地篡改，显然是为了借Heinrich Harrer之口，来妖魔化西藏文化与西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并给中文读者制造出连这样一位与西藏密切的西方人都对西藏抱有鄙夷的印象。而据通晓德文或英文的朋友阅读台湾译本，认为翻译如实。

另外还发现，近年来的中译本，由于中国译者所受西方教育，使得翻译中这类有意识的修改变得巧妙，若非中英文水平都不错，难以察觉。比如，有关长期旅行东部藏区的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的传记《In China's border provinces : the turbulent career of Joseph Rock, botanist-explorer》，中译本名为《苦行孤旅》，201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李若虹博士。我读这本中译本多处读得生疑，我的意思是，译者似乎在翻译中有修改和增删，从中可以察觉到某种主流立场，或者说，使用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今日中国被审查之后的那种语言规则。后来我与一位通晓英文的网友同时阅读，这位网友的确在中译本中多处发现问题，我们当时在推特上有过讨论。

事实上，不仅是涉藏的外国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时有这样的遭遇，其他与政治、哲学、历史等相关书籍皆如此，这已是公开的事实。在极权制度下，所有的精神生活都会遭到奥威尔式的严格审查，“老大哥”的眼睛无处不在。

说起言论审查，同样是写作者却可能从未遭遇过如此审查的身在民主社会的朋友让我谈谈自己的经验，于是我做了简单的回顾。

作为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作家，在写作上所遭遇的审查，事实上从一开始即存在。不过我之前以写诗为主，诗歌的隐晦与含蓄，往往成了诗歌得以问世的护身符。但当我开始转向非虚构类的写作，即使写的是文学性散文，却因以历史和现实为题材，很快遭到惩罚。

2003年，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一书，随后又要求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笔记》。

2004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后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西藏自治区文联，则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由于我拒绝承认这些“错误”，在这本书出版、被禁一年后，被开除职务，被没收住房，被中止保险，并禁止我办理出国护照，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独立写作的生涯。其状况或者说最起码的状况，就像中国作家许知远在《审查的艺术》一文中所描写的：

“如果你触碰了这些地带，他不一定立刻用某种残暴的方式惩罚你，他甚至仍然允许你继续写作、绘画、拍电影，甚至允许你把它们在国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们能被本国的观众看到。他让你成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里，描述这里的一切，你周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2015年4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转：“万邦来朝”很美吗？

“万邦来朝”很美吗？

文/毒舌的毒

APEC虽然结束了，但APEC热还没结束。每个人眼里都有一个APEC，有人看到的是APEC蓝，有人看到的道路畅通，有人看到的是工厂停工。还有一些人历史感比较好，他们看到了“万邦来朝”的景象，在那一刻，说不定眼角一下子湿润了。

同样一个“万邦来朝”，不同人也读出了不同的意味。比如人民日报微信公号的一篇文章说：“设宴水立方，更让人有‘万邦来朝’感觉”。还有更赤裸裸的，前两 天，《紫禁城》杂志发了一张“故宫举行的古代APEC”的图，并让大家找找“哪些国家使臣今天又来了”。这些显然是把“万邦来朝”作为褒义词，带着由内而外的自豪感来说的。

而事不凑巧，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子报，环球时报却发了一篇评论称“万邦来朝的滑稽比喻是黑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环球时报并不是觉得“万邦来朝”不好，相 反，它认为“万邦来朝都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那个体系带给了东亚稳定和繁荣”，而只是觉得这个词过时了，现在再用只会成为敌人编造“中国威胁 论”的材料。

问题出现了，中国古代曾出现过的“万邦来朝”真的那么美好，到现在都值得怀念吗？“万邦来朝”是理想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吗？

朝贡制度来源于先秦分封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真实的运行情况是怎样的呢？

故事从明朝嘉靖年间的“争贡之役”说起。当时，日本国内有两股势力分别派遣使团来中国朝贡，分别是大内氏和细川氏。两个使团到达浙江宁波后，发生真伪之争。结果双方打了起来，不仅“日本人自相残杀”，而且杀害了不少中国民众和追捕他们的明朝官兵，以致“浙中大震”。

朝贡被今人想象成四周弱小的蛮夷向强大的中央王朝示好、臣服，通俗来讲，也就是给人当孙子。那么为什么日本人要争着给明王朝当孙子呢？当不成孙子还要烧杀抢掠？真是匪夷所思。

其实秘密很简单：朝贡是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中央王朝在朝贡工作中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厚往薄来”。朱元璋就曾指示：“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水，动经数万里。彼即慕义来归，则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一位外国国王来了之后，因为没什么东西可以进贡而表示惭愧，朱元璋的大臣沈秩就这样告诉他： “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意思是：你们只要来了，认我们当老大，这就够了。我们一定好吃好喝好招待，回去的时候，还保证你双 手不空。

皇帝大手笔的赏赐，向来是吸引“四夷”来朝贡的法宝。小国只需要上贡些稀罕东西，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比如大象、狮子、长颈鹿，这些东西基本都归了皇帝个人；但朝贡者从中央王朝得到的，可都是真金白银、绫罗绸缎。

然而，中华物力再丰厚，也终是有限的。在丰厚赏赐的诱惑之下，有些小国简直上贡成瘾，频率越来越高，使团规模也越来越大。比如宋朝初期，“二圣（太祖、太宗）以来，四夷朝贡曾无虚岁”。朝廷不堪重负，只得规定朝贡的次数与人数。关系好的国家，才允许他们多朝贡几次。比如，朝鲜就是向明朝朝贡最为频繁的国 家，最多的时候，每年能来6次。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最惠国待遇”。

另外，很多时候，中央王朝都禁绝民间与外国进行贸易，于是朝贡对周围国家来讲，也是难得的交易机会。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就看得很明白：“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

史书中“万国来朝”的叙述之所以多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统治者历来将朝贡视为盛世的标志，史家就会倾向于把所有中外交往的形式都戴上“朝贡”的帽子。比如汉代“那些带所谓贡品前来的罽宾人既非官员，也不是贵族，而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

总之，古代的“万国来朝”、“四海宾服”说起来很好听，实质上却往往是皇帝慷百姓之慨，花大价钱给自己买一个好名声、过一过“天下共主”的瘾，实在没什么可羡慕与怀念的。今朝今世，不仅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彻底变了，更重要的，在历史上只能给皇帝当冤大头的臣民早已变成了“公民”和“纳税人”。

【转自墙外楼。】

重读哈维尔：故事与极权主义

故事与极权主义

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我有一个患严重气喘病的朋友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监狱里过了好几年。在那里，他受害弥深。因为他的狱友吸烟而他几乎不能呼吸。他换一个无吸烟者牢房的要求都没有人理睬。他的健康，甚而他的生命，受到很大威胁。一个美国妇女知道了这件事并想帮助他。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国日报的编辑，问他是否可以写点什么。“那人死时给我打个电话”，那位编辑回答。

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理解的。报纸需要一个故事。气喘病不是一个故事。死亡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故事。

在布拉格，只有一家长期委派的西方通讯站。在黎巴嫩，一个远比捷克斯洛伐克小的国家，有几百个以上。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他们所言，“这儿什么事也没有”。比较起来，黎巴嫩充满了故事。它是一个谋杀、战争、死亡之地。像人类所能记忆的那样长久，死亡从来就是每一个真正的故事的凝聚的焦点。

我们的情况像我的朋友：我们不值得注意因为我们没有故事，也没有死亡。我们仅仅有气喘病。为什么必须有人对我们的咳嗽声感兴趣？

人们也不可能永远写呼吸是多么困难这件事。

我并不为这样的事情烦恼——在这里恐怖分子是不是逍遥法外，或者在上层有没有重大的有关腐败的丑闻，或有没有暴力示威或罢工。

令我感到烦恼的是另外一些事情：这种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令人奇怪的缺席并不是社会和谐的一种表达，而是一个危险的和极端的过程的外在结果：所有故事的消灭。几乎每天我都为这种社会沉寂其意义暧昧不清而感到震惊，这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与生活本身之间看不见的战争的可见的表达。

认为捷克已经从战争和谋杀中摆脱出来这不是实情。战争和杀戮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它们从光天化日下无所遁形的公开事件转变成朦胧不可见的内部的毁灭。人们在故事中读到的那种纯粹的“典型”的死亡（尽管它所包含的恐怖，却仍能不可思议地透露出人类生活的意义［此处有语病］），在这里已经由另一种死亡取代：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纯粹的，然而是没有行动，没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亡，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这种虚无化如此取消了灭亡，同样如此取消了生命：个人的生命变成一个大机器中功能单调、整齐划一的组成部分，他的死亡仅仅是意味着卸除了他的使命。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是发达的、稳固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内在表达，直接从其本质中生长出来。

来自西方的参观者经常惊讶地发现对捷克人来说，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和艾滋病并不是一种恐怖的来源，而更像是一个笑话的主题。

我必须承认这并不令我惊奇。因为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完全是无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然而更为当下的，更危险，换句话说，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在，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天都以个人经验去了解它而不是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较起来不那么具有恐怖意味，不那么阴险、不那么内在的威胁就被驱逐到背景中去并遭到忽视，是不足为奇的。

这种无形的胜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故事的消失意味着人类认识和自我认识一个基本手段的消失，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否定人们从外面观察和理解其过程的可能性。这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直接经验它，要么你对其一无所知。某种恐吓不允许对其作公开查询。

外国旅游者可能会形成这种合情合理的印象：捷克斯洛伐克比瑞士更穷、更枯燥，报界对在这里关掉他们的办事处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他们怎么能指望没有事情可报道。

我试图揭示我们气喘病的起因和作一些本质的观察。

我试图揭示从世界的这个角落故事的消失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５０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装满好几万无辜人们的巨大集中营。与此同时，建设工地充满着好几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具有新的信仰，唱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那时有拷打，枪决，穿越边境戏剧性的追逐，密谋，与此同时，颂词正在写给首席独裁者。共和国的总统为他的亲朋友好签署死亡许可证，但是你仍然可以有时在街上看到他。

理想主义和狂热者的歌，极为激愤的政治犯，英雄受难——所有这些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５０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坏的时期，但是，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时期有许多次。它与历史上发生过的有某些共同之处，或者说至少具有与其他那些时期的对比，它仍然像历史。没有人会说什么也没发生，或者这时代没有自己的故事。

１９６８年苏联入侵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权力的行动计划是称作“来自危机年的教训”的一份文献，这是一个适当的标题；当权者真的从“布拉格之春”学到了一课。他们发现当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利益之门打开之后事情会走得多远：极权主义者自己本身受到危害。通过上了这堂课，政治强权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自我保存。这个目标本身有其必然性的过程，一种无意识的动力，所有直接或间接操纵生活的机器扩展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形式，从此，没有什么留下来可以供选择。

过去的２０年，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可以作为图解一种发达的、后期的极权主义制度作用的一本教科书。革命的精神和恐怖已经由沉闷的惰性，受托词支配的小心谨慎，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和无意识的、照章行事的行为方式所取代，所有这些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将社会逐渐变成现在的模样。

狂热者的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声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室搬到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如果共和国总理终于在街上被看到，那么他是躲藏在呼啸着开往机场的轿车防弹玻璃背后，去会见卡扎菲上校。

发达的极权主义赖以建立的操纵手段如此精致，如此复杂和有力，以致它不再需要谋杀凶手和牺牲品。甚至不需要因为有着一个更好前途的梦想而散布不满的火热的乌托邦建设者。“现实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这个时代自己杜撰出来的，它强调了这样一点：在这里梦想者已无容身之地。

每一个故事都始于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被理解为从一种世界的逻辑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逻辑——开始于每一个故事从中产生和由此孕育的那些：状态、关系、矛盾。故事当然有它自己的逻辑，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真理、态度、思想、传统、爱好、人民、高层权力、社会运动等等之间的对话、冲突和互相作用的逻辑，有着许多自发的、分散的力量，它们预先不能互相限制，每一个故事都设想有多种真理、逻辑、采纳决定的代理人及行为方式。故事的逻辑与游戏的逻辑相似，一种在已知和未知之间、规则和变化之间、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的张力。我们从来不能真正知道在这种对抗中将会产生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结果将会怎样；从来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导向怎样的行为。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神秘是每一个故事的尺度。通过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理的一个特定的代理人，故事显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竞技场，在那里，许多这样的代理人互相接触。

当前极权主义的支柱是存在着一个所有真理和权力的中心，一种制度化了的“历史理性”，它十分自然地成为所有社会活动的唯一代理人。公众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代理人摆开阵势的竞技场，而仅仅变成这个唯一的代理人宣告并执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个由这种原则统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间；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将无从生长。

显然，极权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和其原则上）是敌视故事的。

当故事遭到毁灭时，有关历史性的感情也同样消失。我记得７０年代早期捷克斯洛伐克像是发生了一个“历史休止”的时期；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我庆祝）。

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不知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的事件的进展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义，当历史的地平线丧失时，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极权主义强权用官僚主义秩序来代替历史的生气勃勃和纷乱繁复，这样有效地窒息了它。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政府将时间国有化了。因此时间遭遇到与其他许多国有化实体相同的命运：它开始枯萎。

如我已经说的，革命的精神气质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不再受幻想、革命或意识形态的狂热所统治。这个国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们所支配，这些人声称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仅仅想着他们自己，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形式化了的仪式，它给他们提供一种其内部联系的语言。

十分奇怪的是，也只是在目前，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结出起重要的果实，显示其深刻的结果。

我们怎样来解释它？

很简单：通过这个时代和这个制度深深的保守本质（在保存的意义上）。它越是从原先的意识形态的热情中得到好处，便越是奴隶般地信守所有它的基本原则，这些看上去像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唯一确定的。结果是，通过其无意识的机械的运动，这些原则渐渐演变为畸形的现实。极权主义结构不断地巩固和完善早已变成仅仅服务于赤裸裸的权力的自我保存，但这是最好的保证，那些最初意识形态中的遗传密码将处于活跃状态而不受干扰。那些为了“更高的目标”而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因而可能威胁这个自动过程的幻想家已被恪受教条的官僚主义者所取代，他们的确缺乏思想使其成为后期极权主义空洞继续的理想保护人。

极权主义虚无化的现象是种子早已埋下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期果实之一。

极权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时已经完全成熟，也不是某个疯子将原来设计切除恶性生长的手术刀用来杀害那些健康的人们。

我们仅仅需要穿透各种刚萌发的理论枝芽的织体，便可以看到虚无化的胚芽已经蛰伏在这个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心脏中：这个信仰认为它已充分了解这个世界并已显示其真谛。如果这个信仰的主要领域是历史，对于其虚无化倾向的能量从它对待历史的态度中最强烈地释放出来，还有什么奇怪的？

它开始对历史从某一个方面去解释，然后将这一方面绝对化，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这某一个方面。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化由于一种有规律的、容易理解的“历史法则”、“社会集团”、“生产关系”间的互相作用而被废弃，而这如此取悦于那位科学家的眼睛。然而这样渐渐地从历史中放逐了那些给予人类生活、时间和历史自身结构的最主要的事情：故事。故事进入一个非意义的王国，它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独一无二和模棱两可。由于一个故事的神秘是人类可以讲述出来的神秘，失去故事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人类生命的独一无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装饰，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因此对学者来说，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历史变得令人厌倦。

对于过去的虚无化同样也将未来虚无化了：当“历史法则”被投射至未来时，将要怎样和必须怎样突然变得一目了然。这种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毁了未来的本质：它的开放性。规划建立世间天堂是历史的最后结局，为了摆脱社会矛盾、人类的不良品质甚至贫穷，于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破坏。社会僵化成永久和谐的谎言，人被弄成纪念碑，象征着幸福的永久持有者——这些是无声地完成的对历史精神的杀害。

但是通过将它自己作为历史最终回归到自身的手段，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地承认了它自己的毁灭。其主张是通过意识形态，历史最终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将要去的地方和怎样进行，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之下。意识形态展示了必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于实现这种必然性。换句话来说，历史终于发现了它的最终意义。然而，问题是，发现了自己意义的历史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甚至是否还是历史？

意识形态，声称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历史之上，变成了历史最大的敌人。

这种敌意是双重的：如果意识形态通过彻底解释历史而毁灭了它，那么历史也以一种无可预见的方式呈现从而毁灭了意识形态。

当然，意识形态毁灭历史仅仅是意识形态式的，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却以现实的方式压抑历史。事实上，这是别无选择的，如果历史以其不可预见的方式呈现，来显示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性。

通过否定历史，权力不仅为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辩护，并且为其作为极权主义政权身份辩护。这个身份也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的庇护所：如果最初不是从一种意识形态中吸取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如此自满以致轻视除它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及这种使命所带有的所有特权——这种只存在一种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将很难存在，更遑论发展和壮大。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权力因此而得以出生、断奶以及直至今天浸透着这种偏狭的意识形态，它视多元化仅仅是一种被迫的邪恶，或一种形式上的俗套。这种核心原则无非是最初的意识形态的始终贯彻和其空虚的完美肉身化。作为合法的产物，这种原则利用意识形态的虚无化的能量，因而将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

目前我们社会深受其害的气喘病是这场战争的自然继续——这种精神上的狂妄自大曾经向故事宣战，向历史宣战，因而也向生活本身宣战。

厌倦已经从历史教科书中跳出来而进入真实的生活。

任何羽翼未丰的极权主义首先试图限制和完全排除其他的权力源泉。开始是排除政治上的多元化。但与此同时或稍后，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多元化也随之消失，因为任何尊重这些多元化的权力将不是统一的权力。

这样，首先故事从公众生活中被赶了出去。

由于它自身特殊的重力——它的极权主义的重力——这个权力深化自己的极权性质和扩展其范围。它一旦宣称核心权力置于法律和道德之上，权力的行使便脱离公众的控制，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权利制度上的保证将变成嘲弄，或者干脆取消，那就没有理由尊重其他任何限制。中心权力的扩张并没有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境停留下来，而是任意推进这条界线直至毫无廉耻地干涉曾经属于个人的领域。例如，一个鸽子爱好者俱乐部是享有自治的一种形式，现在发现他们处于核心权力的监视之下。这个权力通过在我的住房里安装窃听器，将我的呼吸（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从我说的话中识别开来，这个国家对我所说的话不能漠然置之。

当反对党被禁止和审查制度被引进，对故事因而也是对生活本身的侵害不是完结，而恰恰是开始。

因为它们更巧妙隐蔽，不直接的干涉有时更加危险，通常公众生活不是同私人生活截然分开的，现代文明中无以计数的现象将这两个领域捆绑在一起，因此它们变成一种两副面孔、两极和两维的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生活。尽管有时候以复杂的和隐蔽的方式发生，每一件在公众领域中发生的事件最终影响和塑造了私人领域，当公众生活虚无化了，私人生活也被扭曲和彻底虚无化。每一种彻底控制前者的措施对后者也产生致命的影响。

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部生活。

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变成伪生活。

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和外面的生活相比，现在故事是如此之多。几乎每一个囚徒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令人震撼或激动的生活故事，当我在听这些不同的故事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像是处于一个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或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不管我怎样认为我的狱友们丰富多彩的叙述，它们反正不是极权主义虚元化的文献。相反，它们证明了这种叛逆，独特的入性用叛逆来抵抗它自身的虚无化；并且用自身具有的顽强精神来无视这种消极性的压力。不管在任何所讲述的故事中是否是有罪或是不幸占了上风，这个世界中人们的面孔是特殊的和个人的。当我从监狱中回来，我在某处写过在一个２４个人的牢房中你可能遭遇到比几千人往的多层高接更多的真实故事。人们真实地受着气喘病的折磨，极权主义国家的那些苍白的、奴隶般的、服从的、整齐划一的、牧群般的公民，在监狱中并不会发现很多。相反，监狱变成一个将这样一些人集合起来的地方，这是些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突出的人，他们看起来是莫可名状地与这个社会不协调，是执著之极的真正的人，是不可能使其顺从的人。

大概监狱总是那些以某种方式突出的人们较大的集中地。不过，我相信我自己在那儿所看到的也是在极权主义情况之下我亲身蒙受的。许多故事的性质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其逻辑是：这种制度所控制的工具的范围越广泛，清除个人化、限制生活抓得越有力，便越彻底地将所有的独特事物推向正常生活的边缘，并最终越出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监狱。将人送入监狱的镇压机关是一个有机部分，并且实际上是极权主义施加于生活的普遍压力的顶点：没有这个极端的威胁，许多其他的威胁将失去它们的可靠性。这肯定不是偶然的，从比例来看，捷克斯洛伐克坐牢的人高出美国若干倍。犯罪——我指的是真正的犯罪一一在捷克不可能有这么多。

更多地要求单调划一其结果是对差异与多样化的犯罪。

如果进入一个故事的角色们只有当故事展开时才可以充分显示它们的个性，换句话说，如果个性要求一个故事将它变成它所是的，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故事承纳和要求个性。没有独一无二的，互相间可以区别的个人，故事永远不可能进行顺利。因此，个性和故事像如胶似漆的双胞胎那样不能分离。

它们也具有一个共同的住所：多元化。个性，像故事那样，没有多元化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个性仅仅是与出现在其侧的另外的个性相比较和对照的一种可能。如果没有许多个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个性。

因此对于多元化的攻击是对于故事和个性的双重攻击，说实在的，个性的衰弱在发达的极极主义世界中是非常显著的；一种含糊的、呆板的、无差别的面纱附看于每件事情上，使其全部罩上灰色。自相矛眉的是，这种面纱也附着于它的来源之中：因为在自己的世界中排除了所有其他可作比较的个别角色，核心代理人也剥夺了它自己的个性，因此有了权力的奇怪的不露面、半透明性和躲躲闪闪，其语言的枯燥乏味，其决策的匿名性质。因此也有了其无责任感。因为当它的个性被弄得如此模糊不清，更有甚者，当它如此隔绝，没有什么人留下来尽责，怎么可能使一个代理入具有名副其实的责任感？

对于个性的厌恶并不是统治者某个人策划的事情，而是后期极权主义内的表达。它的中央集权制不可能与个性共存。如果我们将所有的颜色混淆，我们就得到一种肮脏的褐色。极极主义的意图就是将每一件事情完全变得一样。其结果是，整齐划一，强制性地纳入同一轨道。牧群的心态，标准化的生活产生了没有自己欲求的标准化公民，它导致了无差别的故事和无差别的人们。这是一种平庸的大量产品。

如果有谁过多地反抗，或过多地失望，或过于坚持逾出常规的他自己的东西，或试图逃脱这种标准化的虚无——不是内在地就是跑到国外——换句话说，任何人使自己偏离就已经踏上一个他将永远不再破坏社会生活指定形式的地方：去监狱。

曾经是罪恶受到惩罚的地方，现在监狱成了一种“教养院”：特殊的人们和他们的稀奇古怪的故事的一个废纸篓。

每当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新的牢房，我总被问及从哪儿来，当我回答：“布拉格”，跟着的问题总是：“布拉格的什么地方？”

当我说我从第吉瓦尔茨来，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这最初令我惊讶，但是很快我明白了：在这样的有着个性化故事的老式世界中，一个有特色的故事像城市的一个街区一样发挥作用。显然，仍然有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第吉瓦尔茨，荷力松瓦尔茨，或莱肯不仅仅是一个地址而是一个真正的家，人们并没有屈服于现代住宅区标准化和虚无化的压力（那里你永远不能说出你居住在什么城市），仍然着迷于他们的街道，在街道角落的小酒店，马路对过再前面的杂货店——以及和那些当地居民联系着的故事，其神秘隐蔽的意义。

最自然的问题是——哪儿是你的家？这是我在监狱中最经常地被问及的问题。

我所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其历史有说服力地证明：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人们参与其中的多元化，没有竞争，没有市场，和它的制度上的保证，一种经济将要萧条和衰退。

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如此顽固地反对恢复这些被证明是经济生活中的手段？为什么所有这些努力不是被弄得半生不熟就是遭到镇压：

最深的原因不在于领导层的恐惧，即这将导致意识形态的争端，也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保守主义，甚至这样的担心：如果中央放弃它的经济权力，也将放弃其政治权力。

依我看，真正的原因——这又是建立在极权主义自身的本质之上——在于它压倒一切的惯性之中。它不可能放弃对经济和像经济这样生活中要害部分的控制。如果它意识到经济上的多元化在制度上的保证并承担和尊重它们，这将认可在它所宣称的总体权力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合法性。这将否认它自身的极权主义本质和终结它自己。至目前，压倒一切的惯性总是避免令其制度从本体上自我崩溃。（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或许在某天出现反对这种惯性并迫使这个制度真正地放弃它的本质，但是它至今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生。）

当人们不再参与经济生活中相对是自发性的活动，他将失去其社会和人类个性的一部分，失去其创造自己的人性故事的希望和一部分。

我目前提及此，是因为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集权化所产生的标准化虚无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类似的经济上的集权化——作为普遍的控制生活的非直接手段之一——远远不是那么明显。并且这是造成更大危险的东西。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和自然的多元化，竞争的生产者和他们的中介人的观念也将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供求关系的互相作用，劳动和商品市场，自愿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甚至还有对创造的刺激及其衍生的危机，经济上成功和失败的戏剧。作为一个生产者人们不再是经济故事中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而变成一个工具。每个人都是国家的雇员，国家是经济真理和权力的唯一拥有者。每一个人都埋葬在集体经济上的“无故事”的匿名性当中。

当经济上的多元化消失，消费品市场竞争的动力也随之消失。中央权力嘴上说说“满足不同的需要”，但是非多元化经济的压力迫使它恰好做相反的事：使产品一体化，使商品标准化和缩小人们的选择范围，在这种人为的经济世界中，差异仅仅是一种麻烦。

不仅是消费者不得不几乎依赖（像所有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那样）并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日用品，并且他们也没有不同的日用品之间的选择，不可能甚至以这种有限的方式表现他们的个性。他们全部拥有的是垄断的生产者所配给的：配给每个人同样的东西。

一套组合家具的设计者也许不是极权主义制度最典型的代表，但是却是无意识地意识到其虚无化要求的人。他所具有的影响比五个政府的部长加起来还要大。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选择，而将他们的生活围困在他的家具之内。

请允许我把话说得过火一点。如果仅仅是同一种类型的预制板的生产，那么，一种中央指挥的生产制度或许是最大的进步，从其中同一种类型的住宅将被建造出来，这些楼依次配有同一种式样的门，门的把手，窗户，盥洗室，脸盆等等，所有这些加起来将创造根据同一个标准化的城市发展规划而建立起来的唯一一种住房类型，毫无变化的风景和令人遗憾的高低不平的地面。（当然，在每一套公寓中，同样型号的电视机上演着同样的节目。）

难以觉察但是不可抵抗，并非故意然而不可避免地，每一件事情开始与其他每一件事情相类似；楼房，衣服，工作场所，公共装潢，公共运输，娱乐形式，人们在公共场所和在他们自己家中的行为方式。

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标准化对生活及生活的节奏产生整齐一律的影响，将人们愿望与厌恶、感觉经验和趣味的范围弄窄。它使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失去光泽。

在这样一种不幸中，故事变成可以替换的。

当一个有抱负的记者宁愿冒着生命危险景在黎巴嫩，这有什么奇怪的？

如果我们国家的一个公民想去国外旅游，找一份新的工作，换一换他的住宅或温室，组织一次业余活动，他通常不得不从事一个长时间的，令人精疲力竭的进军，到各种官方机构为了那些必要的允许，执照，介绍，他必须经常降低身份或保持沉默。这是一项累人的、枯燥和令人虚脱的事情。许多人处于厌恶，或担心这将把他们拖垮，很快放弃了他们大多数的个人计划。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放弃了他们自己潜在的故事。这或许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个放弃自我的过程却开始于微不足道的理由。

因此显然，存在于人们生活中每天发生的细节中的官僚主义规章制度是其虚元化的另一个非直接的工具。在这里公共事务以一种十分“日常”但又是十分固执的方式渗透到私人生话中去。我们每天所屈服的大量微小的压力比乍看起来要重要得多，因为它关闭了我们被判为在其中呼吸的空间。

在这种空间中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这还不足以令我们窒息而死，那样就可以创造一个故事。

这些例子并没有穷尽极权主义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否认生活的方式。

肃清政治上的多元化剥夺了社会自我建构的一种手段，因为它阻碍了多种利益、观点和传统的存在。对精神上多元化严厉的剥夺使得一个人选择其与存在、世界和他自身的道路变得十分困难，来自中央的文化和信息方面的控制将人们借此成熟的眼界弄得狭窄，无条件忠诚的要求迫使人们变成其空洞仪式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扮 演者，人们不再是自发地和自信地参加集体的生活，而变成核心人物自我实现所利用的工具。随时惩罚任何有创见的表达迫使人谨慎地越过那些潜在的危险，一个空洞的、令人疲劳不堪的过程。极权主义控制之罗网影响了每一件事，从个人上学到职业的选择到旅游的可能性，能否进行创造的限制，完全是个人拥有的范围和方式。所有这些削减了人们不得不在其中行动的空间。中央权力的绝对要求——仅仅在某个既定时刻为了实用的目的欺骗自身时才尊重这些范围——创造了一种普遍的紧张不安的状态：甚至没有人能够确信他所站立的土地，或者他可以冒险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果他做什么将发生什么。这种权力的控制超越了立法机关和法院系 统行政上的权威，和事实上全能的警察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人们的不安全。管理机构的狂妄虚荣，它的匿名性质，在这个不露面的伪责任的制度中个人责任的消灭（任何人可以为任何事提供任何借口，或为任何事受罚，因为中心化的权力其意志不认可任何与个人争端时的仲裁人）创造了一种无助的感觉和削弱了人们过自己的生活的意志。

所有这些——还有那些更微妙的——居住在我们气喘病的背后。

从事情的表面看来，每一件事情正像在任何地方发生的那样：人们工作、说笑话、做爱、死亡。在这个表面之下一种毁灭性的疾病正在蔓延消耗。

“当那人死时打电话给我。”

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不会死。然而，隐瞒他的病等于促使它的传播。

近几年底由捷克斯洛伐克出品的几部很好的喜剧在国内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有两部甚至还获得奥斯卡提名。

然而不管我如何欣赏这些影片，我不可能受这种感情的震动，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头。美国观众，他们没有受害于这儿流行的每日的气喘病，因此看不出来其中的问题。

这些电影共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想，一个重要的间题是：他们所讲的故事缺乏历史背景，不管这些影片运用怎样表面上的和装饰性的技巧暗示某个特殊的地点和瞬间，它们看起来像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它们所讲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极权主义压制取消历史真实性有两种方法：直接的——通过审查制度和自我审查，两者都发展出一种对可能获得生活的历史尺度的任何事情的老于世故的敏感；非直接的——通过生活本身中历史真实性的毁灭。当然，每一种全球性的对历史的概念的抨击正在发生，要抓住其一瞬间的历史品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试图讲述失去故事的故事，气喘病的故事。

这双重压力将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的注意力转向私人生活。但是，如我已经讲过的——在今天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特别是在极权主义之下）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像两个连接起来的容器，如果一个遭到否定时，另一个不可能真正地代表。没有一种历史尺度的私人生活是一种表象和一个谎言。

实际上，被人为地削减为纯粹私人范围的生活图景（或者提供公共范围表面上的暗示，而每一件事基本上围绕私人生活范围）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奇怪的轶闻，一幅风俗画，一种似曾相识的陈词滥调，一种虚构的谎言，一种从成千上万个活生生的个性中编造出来的杜撰。在这样的描述中，连最私人的生活也古怪地遭到歪曲， 有时候达到这样的地步：一种对于逼真的麻痹了的要求变成难以置信的离奇古怪和自相矛盾。这种要求之所以这么强烈：潜意识中要求对其对立面——真实——的缺席进行补偿。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好像被剥去了它的内在张力，它的悲剧性和伟大，它的问题。所有表面的特征漫画化得越精彩，这部作品便越失去其要害。通过模仿生活而歪曲了它。个人的笔迹代替了素描。

在我说的这些影片中，我未曾看见的不是这样或那样具体的政治细节的缺乏。来自政治现实的某些细节仍然有，有时候对作品很有效。我没有看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的想象。这不是一个主题的问题：我完全可以想象一部分仅仅关于爱情和嫉妒的电影，但在那儿这种自由不一定缺少。

在纳粹占领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出品了几部流行的喜剧电影。它们在无历史性和由此带来的不真实上是很显著的。这里再次不是主题哪儿出了问题：我发现缺少的不是来自集中营的景象。我未看到的是一种内在自由，并且让人感到它们的幽默只是将必须做的事情弄得像是出于好心的一种圆滑的方式。

你最后总是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今天捷克喜剧电影在国内的成功有疑问的一面。人们在其中发现一种古怪的安慰：他们的幻觉得到进一步的确证，气喘病并不真正存在，但在这个意义上它恰恰是存在的，他们可以和它生活在一起；并且这也并不重要；并且他们的生活并不像他们在某个坏的瞬间看起来那样遭到破坏。这是抚慰。

这些电影讲的是罕见的故事。但是它们并没有展示在虚无化压力的背景之下这些故事被带进生活。人们激动地发现故事仍然存在。他们欢欣鼓舞，结果是自己骗自己：他们忘记了这故事仅仅在银幕上，那并不是他们的故事。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这种艾滋病病毒。

然而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逃脱的地方，没有余地，没有人可以免受虚无化病毒的侵害。

在某个地方，一个外国人比处于其中受其害的人更有可能观察到我们气喘病的症状。它就是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面孔。我们已经长时间习惯于这张面孔，但是一个外来的访问者将更受其震动。

登上布拉格地铁的自动电梯，观察从对面走过来的入群的面孔。这趟旅行是平常激烈的竞争生活的一个停顿，是生活的突然中断，是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多地展示我们自身的一个凝固的时刻。也许这是那些“真理的瞬间”之一，一个人突然超脱于所有联系之中。他在公众当中，又和他自己在一起。走过去的流动的面孔是空洞的，紧张的，几乎是呆板的，没有希望，没有期盼。那上面的眼睛是毫无生气的。

或者去观察在商店里、在办公室、在电车上人们怎样互相对待的方式。他们倾向于阴郁、自私、粗暴和不通融；对收款员来说，顾客常常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他们一边提供服务一边互相交谈。当被问及一个问题时，他们厌恶地回答（如果他们还知道一个答案）。司机们互相咆哮，人们用胳膊肘推着往前走并互相厉声地说话， 官僚们从来不在乎多少人等着要见他们，这些人等了多长时间。他们经常说好一个约会又不遵守。从帮助别入中他们得不到乐趣，而不能帮助也不遗憾。他们能对一个恳求者的脸“砰”地把门关上，半途打断他的谈话，如果这些官员不是这样经常地永远延误，将不会这样压抑。

或者看看走在街上的人们：他们大多数行色匆匆，脸上布满忧虑，对周围的事情漫不经心。安宁的、欣喜的和出于自然的感觉已经丛街上消失。傍晚或者夜晚街上空空荡荡，如果你碰巧看到一小群松弛、高兴的人们，他们多是外国人。

温暖、敞开、善良、谦虚的友谊从日常的公共交往中消失。每个人的头脑中仿佛只有一件事：去什么地方发现他正在寻找的东西。冷漠和粗鲁四处蔓延，甚至在餐馆里人们好像也缄默不语。为了留心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低声说话，检查证实有没有其他人在听。最普通的餐馆是自然的友谊最后的绿洲，它们如今更情愿在 郊区而不是城里，这些是一个人在牢里回忆的地方。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到那里去纯粹是为了喝醉。

在所有这些事的底部潜伏着一个不是明朗的但却是问题的关键：人们不是神经过敏，忧虑，恼怒，就是冷漠。他们看上去好像在等待从一个意外地方来的打击，镇静和坚定被侵犯行为所替代。

这就是生活在一种连续的威胁之下的人们的问题所在。

这就是生活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中人们的问题所在。

是一个不被允许生活在历史之内的社会的问题所在。被裸露在极权主义核放射之下人们的问题所在。

当然，生活在继续。它以许多方式抵制操纵，改写它或者寻找对付它的途径。为了能够发展，缝隙总被发现。在可能的地方生话的质量在提高，甚至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生活总有将自己进入故事的道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总是以我们的行动书写我们的故事。

我并不是在描述类似人类末日的东西，而是试图对生活反对虚无每天展开的难以觉察和无法预料的战争引起注意。

我试图想说故事和历史抵制虚无化的斗争正是它自身之内的一个故事，并且属于历史。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去讲述它，因为传统的讲故事的形式在这里对我们不适用。我们也不知道支配我们的变形故事的法则。我们甚至不知道谁或什么东西是故事的主要反面人物（这肯定不是那权力中心之内的少数人：他们也是某种更大的东西的牺牲品，就像我们）。

这是显然的，我们必须讲述我们气喘病的故事，不仅是人们正在从中死去的事实，而且是他们还没有死去的事实。

　　剩下来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是：我们必须学会怎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