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 | 唯色：斯里兰卡佛僧向达赖喇嘛敬献佛陀舍利，是图伯特历史上的重大圣事

身穿南传佛教袈裟的斯里兰卡众僧享有“佛陀舍利的守护者”之称。

 唯色提供

4月4日，来自斯里兰卡神圣的悉里苏巴提·玛哈维哈拉寺（Subuti Mahavihara Monastery）的高僧长老，在洋溢着节日气氛的达兰萨拉——这座从1960年起成为流亡图伯特政教中心的印度山城，向尊者达赖喇嘛敬献了佛教至尊圣物——佛陀舍利。当迎候良久的尊者达赖喇嘛将额头轻触安放佛陀舍利的金色宝塔，顶礼再三，图伯特的历史将铭刻、传扬这一无与伦比的圣事。

身穿南传佛教袈裟的斯里兰卡众僧享有“佛陀舍利的守护者”之称，这是因为他们所属的寺院，自19世纪末建寺起，就珍藏、供奉佛陀释迦牟尼的稀世舍利。从19世纪末至今，犹如108颗念珠从不中断的传承，历代斯里兰卡僧侣守护着佛陀舍利，并让成千上万的众生瞻仰、敬拜佛陀舍利，据现场者的记录，“人们认为，这些神圣的物体散发着和平、宁静的光明，它们将整个空间笼罩在纯粹冥想的氛围中”。

从19世纪末至今，斯里兰卡众僧犹如108颗念珠从不中断的传承，历代斯里兰卡僧侣守护着佛陀舍利。（唯色提供）

两千六百多年前，伟大的佛陀涅槃，荼毗后遗下颅骨、佛牙、指骨等舍利，由古印度八国建塔供奉，又有婆罗门取舍利瓶和火葬灰建塔供奉。故马鸣菩萨造《佛所行赞》说：“八王起八塔，金瓶及灰炭；如是阎浮提，始起于十塔”。又如佛陀在圆寂前开示教法的《大般涅槃经》云：“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建塔供奉舍利并朝拜，以昭示佛陀精神、示现成佛之道，成为全世界佛教信仰者的传统。也因此，被奉为至尊的佛陀舍利在世界各地受到迎请和敬供，佛光放射，照耀佛徒之心。诸多文字的历史典籍中都有佛陀舍利加持众生的美好记载，如中国唐朝多次开启珍藏佛指舍利的宝塔地宫，迎奉于皇宫，以瞻礼献供，有“三十年一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的说法。

1898年，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英国官员William Claxton Peppé在印度比普拉瓦（Piprahwa）（即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发现古代窣堵坡（佛塔）遗址，并发掘出刻有古老铭文的舍利瓮，所供正是佛教徒安葬于迦毗罗的佛陀舍利。之后，这些罕见的、正宗而神圣的遗物，赠送给了斯里兰卡博学高僧、杰出的禅修大师Waskaduwe Sri Subhuthi Mahanayake Thero，他因辨认铭文、认证舍利而荣获这一馈赠，守护佛陀舍利的寺院亦应运而生。

两千六百多年前，伟大的佛陀涅槃，荼毗后遗下颅骨、佛牙、指骨等舍利，由古印度八国建塔供奉，又有婆罗门取舍利瓶和火葬灰建塔供奉。（唯色提供）

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的主要中心之一，佛教徒约为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在过去的历史上，斯里兰卡佛教与北传佛教的图伯特佛教之间是否有重要的相互联系？可以说我们对此并不了解。然而，正是当尊者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之后，不但与世界其他宗教建立沟通、彼此学习，并与西方科学界共同探讨以量子力学为主的深奥领域，更与佛教的各个传统体系拓展深广联系，正如《达赖喇嘛说佛教：探索南传、汉传、藏传的佛陀教义》（Buddhism:One the teacher,Many Tradition)一书写，“达赖喇嘛尊者依循两大佛教传统的脉络，去验证并宣说佛陀体悟到的究竟真理，无论南传、北传或三乘，并非单单是一条宗教之路，而是探寻人类生命实相的旅程，最终，都能带领我们通往解脱。”

深知达赖喇嘛佛行事业的重要价值，铭感达赖喇嘛在全球弘扬佛法的贡献，斯里兰卡高僧、寺院住持Waskaduwe Sri Subhuthi Mahanayake Thera，克服种种不为外界所知的障碍，率南传众僧安抵达兰萨拉，在代表斯里兰卡整个僧伽社区敬献佛陀舍利圣物的献辞中说：“几年来，我们一直强烈地期望向图伯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献上珍贵的佛舍利，……达赖喇嘛尊者为佛教的贡献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认识到达赖喇嘛尊者作为活生生的菩萨和全球佛教界珍视的精神领袖的地位，……他成为神圣的佛陀舍利最有资格的接受者，……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对佛法、这个世界及其所有众生无可估量的服务。”

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的主要中心之一，佛教徒约为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唯色提供）

对于图伯特人来说，则需要认识到，以南传佛教为传统的斯里兰卡佛教，向十四世达赖喇嘛敬献佛陀舍利，实际上在图伯特佛教历史上具有深刻的重大意义。作为佛教传统深厚、全民信仰佛教的图伯特，迎奉佛陀舍利的殊荣鲜见记载，更多神秘化的传说。而发生于近代的真实事件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0-1913年避祸清军入侵而流亡印度，在佛教圣地菩提伽耶获赠佛陀舍利，返回拉萨后供奉布达拉宫，至1959年3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随身珍藏佛陀舍利，之后供奉达兰萨拉的宫中，因强大的信念和护持的力量，几十年来，舍利增生，光耀晶莹，尊者亦将新生的舍利赠予特殊的因缘，共沐慈悲与空性的纯粹光芒。

（本文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4222024091130.html）

唯色：一些老照片，关于尊者达赖喇嘛与尼赫鲁总理第一次见面在北京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于1954年10月间访问中国与毛泽东等中共首脑会面，而当时，年轻的尊者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因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在北京。

一些老照片，关于尊者达赖喇嘛与尼赫鲁总理第一次见面在北京

唯色

在3月10日——西藏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纪念日——的前一天，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位印度学者发布了一些老照片，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于1954年10月间访问中国与毛泽东等中共首脑会面，而当时，年轻的尊者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因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在北京。

翻开尊者达赖喇嘛自传中译本《流亡中的自在》，尊者这样回忆19岁的自己与65岁的尼赫鲁第一次见面：

“我还在北京时，尼赫鲁也访问北京。在某次周恩来作东的宴会上，他是上宾：如同以往，所有客人都依序向前，引介给他认识。还没有轮到我时，他似乎非常和蔼，跟每个到他面前客人都能说上几句话。然而，轮到我时，我和他握手，他却木然不动，眼睛直视正前方，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很窘，我说了一些‘能见到你，我好高兴’以及‘西藏虽然是个边远国家，但是我曾听说过许多你的事情’之类的话，想打破僵局。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不过却是敷衍了事的态度。我非常失望，因为我曾想和他谈谈，询问印度对西藏的态度。总之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会见。

稍后在他的要求下，我和印度大使会面，但是这次会面也和上一次我见尼赫鲁一样的失败。虽然我有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官员，但是中共坚持我必须带上中共的译员同行。这也就是说，印度大使所说的英语必须很辛苦地先译成中文，再转译成藏文。这实在是一次非常不舒服的会谈。因为有中国人在场，所以一些我想讨论的事情就无法说出来了。……侍者斟茶时，碰翻了一盘外国进口的水果，我看这些水果要值不少钱。看到这些杏子、桃子、李子满地板滚着，我那位非常庄重的中国翻译和他的助手（没有官员是单独行动的），手脚着地在地毯上边爬边捡，我所能作的就是阻止我自己大笑。”

尊者达赖喇嘛的自传里关于尼赫鲁总理还有专门的一章，主要是讲述1956年11月去印度参加佛陀2500年诞辰纪念仪式，与尼赫鲁有几次会面和深刻的谈话。实际上尊者向尼赫鲁表达了流亡印度、寻求印度的政治庇护以及协助成立流亡政府的愿望，但一直都希望跟中国领导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尼赫鲁不愿与中共结怨，并已经同特别赶来阻止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达成协议，故拒绝了达赖喇嘛的请求并坚持要求他返回西藏，与中国共事。而周恩来则在与尊者见面时警告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错误的。

年轻的尊者达赖喇嘛对尼赫鲁与毛泽东做了这样的比较：

“和毛泽东相比，他显得没那么‘自信’，但是他不独裁。他看起来是个诚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会被周恩来给骗了。”“（周恩来）充满了魅力、笑容和欺骗。”

1959年3月17日，尊者不得不离开故土而踏上流亡之路，在靠近边境时获得报告：“印度政府已表示愿意收留我。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愿未得允许就踏上印度的土地。”抵达印度不久，尊者收到印度官员呈交的尼赫鲁发来的电报，这样充满慰藉地写：

“我的同僚们和我欢迎你，并致候你安全抵达印度。我们很高兴能提供必要的设备给你、你的家族和随员，以便安住在印度。对你保持极高敬意的印度人民毫无疑问地会依照传统，给予阁下应有的尊重。愿慈悲关照你。”

毛泽东一定恨死了尼赫鲁。据找到的资料显示，毛泽东与尼赫鲁早在1939年就有书信往来，1954年尼赫鲁访问北京得到毛泽东热情接待，甚至沿途有100万人夹道欢迎。他跟毛泽东长时间交谈，在中南海话别时毛还用湖南口音吟诵屈原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但是，不及五年，因为尼赫鲁和印度政府不但收留了出逃的尊者达赖喇嘛和十万藏人，还提供了永久的栖居之地，中国就跟印度翻脸了。正如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写：

“……五十年代，当中印同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营的旗手时，两国容忍了边界存在的争议，双方在1954年还就西藏问题签定了包括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双边协定。但是当1959年西藏发生反对中国统治的广泛起义──中国人称之为‘叛乱’──后，印度政府收留了逃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跟随其的数万西藏难民，中国政府对此耿耿于怀，自此以后两国边境争议就迅速地上升，边境争端成了中国对印度进行攻击的焦点。从中国方面编的一部《西藏大事辑录》中看，从1949年到1958年，辑录中没有一条与中印边界有关。然而自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之后，当年就开始出现中印边界争端的条目，此后年年都有，一直延续。

……要说中印边境争端在西藏叛乱后突然如此集中地发生，在时间上完全是巧合，难以令人相信。从1959年以后，这种冲突不断升级，到1962年，发展到了相当激烈的地步。仅1962年的7月上旬，北京和新德里之间互换的抗议照会即高达378次。同年9月份，双方开始发生小规模交火；10月20日，中国军队向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印边境战争正式开始。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断定中印战争是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对印度的报复，但根据上述时间顺序，不能不认为有一定关系。”

不但如此，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地当着各国外宾的面大骂尼赫鲁，说“尼赫鲁是个什么呢？他是半个人，半个鬼，不完全是鬼。我们要把他的脸洗一洗……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毛泽东是不是真欢迎不知道，但他不停地怒斥尼赫鲁是“半人半鬼”，显然尼赫鲁伤透了他这位中国老大哥的玻璃心。

‍

（相关资料来自：尊者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1990年台湾联经出版。

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1998年明镜出版社出版。
罗胸怀《毛泽东历史瞬间》，201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3252020094638.html）

一些老照片，尊者达赖喇嘛与尼赫鲁总理第一次见面在北京

昨天在推特上看到一位印度学者贴出一些老照片，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4年10月访问北京与毛泽东等中共首脑会面，而当时，年轻的尊者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也在北京。

我翻开尊者达赖喇嘛自传中译本《流亡中的自在》，尊者这样回忆19岁的自己与65岁的尼赫鲁第一次见面：

“我还在北京时，尼赫鲁也访问北京。在某次周恩来作东的宴会上，他是上宾：如同以往，所有客人都依序向前，引介给他认识。还没有轮到我时，他似乎非常和蔼，跟每个到他面前客人都能说上几句话。然而，轮到我时，我和他握手，他却木然不动，眼睛直视正前方，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很窘，我说了一些‘能见到你，我好高兴’以及‘西藏虽然是个边远国家，但是我曾听说过许多你的事情’之类的话，想打破僵局。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不过却是敷衍了事的态度。我非常失望，因为我曾想和他谈谈，询问印度对西藏的态度。总之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会见。

稍后在他的要求下，我和印度大使会面，但是这次会面也和上一次我见尼赫鲁一样的失败。虽然我有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官员，但是中共坚持我必须带上中共的译员同行。这也就是说，印度大使所说的英语必须很辛苦地先译成中文，再转译成藏文。这实在是一次非常不舒服的会谈。因为有中国人在场，所以一些我想讨论的事情就无法说出来了。…侍者斟茶时，碰翻了一盘外国进口的水果，…我那位非常庄重的中国翻译和他的助手（没有官员是单独行动的），手脚着地在地毯上边爬边捡，我所能作的就是阻止我自己大笑。”

事实上，尊者达赖喇嘛的自传里关于尼赫鲁总理还有专门的一章，主要是讲述1956年尊者去印度参加佛陀2500年诞辰纪念，与尼赫鲁有几次会面和深刻的谈话。年轻的尊者对尼赫鲁与毛泽东做了这样的比较：

“和毛泽东相比，他显得没那么‘自信’，但是他不独裁。他看起来是个诚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会被周恩来给骗了。”“（周恩来）充满了魅力、笑容和欺骗。”

1959年3月17日，尊者不得不离开故土而踏上流亡之路，在靠近边境时获得报告：“印度政府已表示愿意收留我。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愿未得允许就踏上印度的土地。”

毛泽东一定恨死了尼赫鲁。据找到的资料显示，毛泽东与尼赫鲁早在1939年就有书信往来，1954年尼赫鲁访问北京得到毛泽东热情接待，甚至沿途有100万人夹道欢迎。他跟毛泽东长时间交谈，在中南海话别时毛还用湖南口音吟诵屈原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但是，几年后，因为尼赫鲁和印度政府不但收留了流亡的尊者达赖喇嘛和十万藏人，还提供了永久的栖居之地，中国就跟印度翻脸了。正如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写：

“……中国政府对此耿耿于怀，自此以后两国边境争议就迅速地上升，边境争端成了中国对印度进行攻击的焦点。从中国方面编的一部《西藏大事辑录》中看，从1949年到1958年，辑录中没有一条与中印边界有关。然而自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之后，当年就开始出现中印边界争端的条目，此后年年都有，一直延续。

……要说中印边境争端在西藏叛乱后突然如此集中地发生，在时间上完全是巧合，难以令人相信。从1959年以后，这种冲突不断升级，到1962年，发展到了相当激烈的地步。仅1962年的7月上旬，北京和新德里之间互换的抗议照会即高达378次。同年9月份，双方开始发生小规模交火；10月20日，中国军队向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印边境战争正式开始。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断定中印战争是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对印度的报复，但根据上述时间顺序，不能不认为有一定关系。”

不但如此，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当着各国外宾的面大骂尼赫鲁，说“尼赫鲁是个什么呢？他是半个人，半个鬼，不完全是鬼。我们要把他的脸洗一洗……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毛泽东是不是真欢迎不知道，但他不停地怒斥尼赫鲁是“半人半鬼”，显然尼赫鲁伤透了他这位中国老大哥的玻璃心。

（相关资料来自：

photos: When India%E2%80%99s first prime minister visited China in 1954：https://qz.com/india/404874/photos-when-indias-first-prime-minister-visited-china-in-1954/?fbclid=IwAR0j7opZNjHInn1G0jxDCQfRlTqrZnk0h0X7pk2TU0Ojc16PA2eKLt03xDg

尊者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1990年台湾联经出版。

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1998年明镜出版社出版。

罗胸怀《毛泽东历史瞬间》，201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

 

刘燕子：一个人一支侦察队——纪念丹真宗智的诗文选集日文版出版

               

一个人一支侦察队

——纪念丹真宗智的诗文选集日文版出版

（日本·刘燕子）

断章① 我与西藏（TIBET·图博）

1991年的寒春的尽头，我负笈东瀛留学。先做中日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数年后还是回到研究中国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研究的主题。那些年走访了境内许多作家、学者。比如，当时成都大学讲师的王怡等朋友带我拜访西南诸省的老作家。

我到贵州时，因写诗而前后坐牢十二年的黄翔夫妇已经流亡美利坚。于是，远赴美东，开始口述文学史记录。2003年，《黄翔的诗与诗想》出版（日本·思潮社）后，研究的视线更加关注地下文学的延长线上的流亡文学。

2005年夏，赴瑞典拜访茉莉·傅正明夫妇。他们夫妇不仅是我的湖南同乡，而且傅先生也研究黄翔诗歌。夫妇二人专程从离斯德哥尔摩还有四百多公里的小城松滋瓦尔（Sundvall）坐小火车风尘仆仆地赶来。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茉莉与傅先生原是湖南邵阳师专（现在邵阳学院）的教师，八九六四运动时，茉莉因想保护本校两名赴北京请愿的学生，匆匆追到火车站，“呼啸的火车把我们带向已经被军队和坦克包围的北京”。同年12月，被抹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坐牢三年。傅先生也宣布退出党籍，1992年先后经人权组织营救经香港而流亡瑞典。

茉莉在家乡的法庭上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做辩护，上千名旁听者（据说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为之鼓掌，在湖南“八九人”中已经成为一个传说。茉莉流亡海外后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从不停歇地为中国人权问题，为少数民族发出呼声。江泽民访问挪威时，她一个人混入欢迎人群中，突破保镖群，冲向刚下小轿车的江泽民，用中文高喊：“江泽民，平反六四，”，并每天去围追堵截，最后，江不得不“像老鼠一样从后门溜走”。 “六·四”问题不给一个公正的说话，他们夫妇绝不回国，哪怕两人都未能为白发父母养老送终，至今流亡已整整28年。

如水洗过澄明的蓝空下，走在老城的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在王宫、王后岛的余晖中，在市政厅前，在诺贝尔博物馆，短短的几天，茉莉·傅先生分别向我介绍他们的印度北部西藏流亡社区访问见闻，讲述流亡藏人的故事。“流亡是一种伤，一种割裂心房的伤口”。

1959年3月，尊者达赖喇嘛与八万子民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穿越火焰冻成的千年雪地，艰辛地流亡异邦，与三十年后的1989年6月为追寻民主与自由而出走的汉人流亡知识人，终于在命运的积雨云中相遇。

傅先生是汉人学者中研究西藏流亡文学的先行者。此时，他正在收集·编辑《西藏流亡诗集》，他用磁石般的声音朗诵了丹真旺青、丹真宗智与唯色的诗歌。

雪山，

如果你不能像人一样站立起来，

那么，你即使位于世界最高的地方，

那也只是让每个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你的丑陋，

躺在最高的地方，不如挺立在最低的地方。

大兵，

假如你必须向我开枪，

请把枪口对准我的头部吧，

千万不要朝我的胸口瞄准，

因为我的心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诗里的“我的心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丹真旺青指的是他自己与藏民的苦恋，永难愈合的滚烫的伤口---尊者达赖喇嘛、生生世世的雪山大地。

丹真旺青流亡印度之后，忍不住思乡的痛苦，又回到境内，至今下落不明，据说已经神经失常。一束“奔驰与茫茫星际的流光”消逝。

 

 

八月的北欧，微风如血刃铭刻在我心里。

我也记住了丹真宗智的名字，关注他的文学足迹。

随后我去北京找唯色。后来才知道，1999年冬，唯色在拉萨刚刚上网搜寻境外流亡同胞的境遇时，“芝麻开门”，也是读到茉莉的《我的达兰萨拉之行》而打开被封闭已久的窗户。

我从小跟随被打成“严重右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因写追悼母亲的诗歌）的父亲辗转于内陆偏僻的矿山。小学和中学时，还与同学手制五彩缤纷的藏服，把三根辫梳编起来，蹦蹦跳跳《洗衣歌》：“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 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 是亲人解放军/ 是救星共产党……”。

在欧美游走时，也见到不少身着民族服饰的藏人，脑子里有过一闪的疑惑，为什么这么多藏人在海外，难道他们的生活真的这么自由且美好了吗？但是繁忙与嘈杂打消了自己的疑念。

 

2005年，茉莉·傅先生、唯色以及藏人流亡者的声音，“是那斩断由谎言编织的黑暗世界的一道利剑”，从那以后，我的关注的触角由汉人的流亡文学伸延到西藏流亡文学。先后译介出版唯色的《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与藤野彰合译）、唯色·王力雄《西藏的秘密》、王力雄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马场裕之译 燕子监修·解说），这些书籍都是川端先生的集广舍出版的。

断章②  59流亡·89流亡·人类共同的命运

奥德修斯海上漂泊十年，终于回归伊塞卡；摩西带领以色列子民在旷野四十年回到应许之地的迦南。而尊者达赖喇嘛与数万子民长达60年以上的被迫离开自己的土生土长的热土，大规模流亡，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三十九年流亡，

没有哪个民族支持我们。

没有一个有血性的民族！

……

在每一个检查所岗口，

我是一个“印度藏人”。

我的身份证，

每年换一次，鞠躬一次，

一个在印度出生的外国人。

我不止是一个印度人，

除了我多褶皱的藏人面孔。

“尼泊尔人？”“泰国人？”“日本人？”

“中国人？”“那加人？”“曼尼普尔人？”

但从来没有人问我：“你是西藏人？”

我是西藏人。

但我并不是来自西藏。

从来没去过那里。

我却梦见

死在那里。

吟唱这首诗的流亡藏人的第二代，出生与成长在印度的诗人丹真宗智，为了回到父辈口口相传的梦中的故土，1997年，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藏土，被军警逮捕，监禁数月，最后作为“外国人”被强制驱逐出境。2001年，丹真宗智的英文散文作品《我这种流亡》（My Kind of Exile）荣获前瞻骑马斗牛士（Outlook-Picador）非小说类大奖。

2015年3月，在达兰萨拉的一条崎岖路上，偶遇丹真宗智。他头上的红色布条是他的雪山般坚韧精神的象征。我大声喊住他，站在路边同他交谈阅读他的作品的精神历程。

自从他攀爬朱镕基下榻的饭店大楼，悬挂出“Free Tibet”的布条，并挥舞雪山旗抗议中共统治西藏之后，他不仅成为中共的危险人物，也成为印度政府伤脑筋的种子，另外，忠实于尊者的“中间道路”的流亡政府，有时也并不认可他的“过激”行动，因此，每年3月，西藏抗暴纪念期间，丹真宗智不得离开达兰萨拉居住地。

他寄居在尼泊尔人的一间简陋的小屋，小煤气灶上“吱吱”煮着奶茶，这是他一天得以温饱的源泉。他盘腿坐在床上的一堆书中，谈诗歌，理想，亦谈及困境，他送给我们一元美金的毛边小诗歌集，朗诵他的诗作。

我小心翼翼地问了他“是否憎恨出卖他的藏人牧羊人？”，丹真宗智坚决摇头，清楚地回答：“不，绝不，我们藏人手心手背，血肉相连”。

“是否憎恨汉人呢？”。我问：

 丹真宗智亦坚决摇头，随后谈到“加米，我们的中国人想象”，检视自己从孩提时代至今的“加米形象”，“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中国人形象，永远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人的想象，我们开始接受中国也有其他面孔”。

尊者曾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说：“军方出动镇压示威，我感到震骇。他们这么做，反而使得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寿命短缩一半到三分之一。同也让世界看清了他们的真相：原来对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荡然无存所持的怀疑态度，现在已经一扫而空”。

 尊者三十年来始终在关注天安门受难者，为天安门事件的正义讨回公道而呼吁。

 而以八九遗族“天安门母亲”代表的丁子霖老师也呼吁“大家都来关心西藏人权问题”，并指出：“89年春北京爆发的规模空前的学生民主示威运动，但是，人声沸腾、喧嚣的天安门广场上，却没有听到过中国学生声援西藏人民的声音，而参与那场运动的人们不可能不知道，仅仅在这两个月前，中共当局刚刚在拉萨对藏人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屠杀”。 “四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中国）人为藏族‘同胞’的非人境遇说过一句公道话，或者对藏人的苦难表示些许同情。相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默认了中共政权对藏民的镇压，默认了中共当局在藏族地区推行的剥夺人的自由和民族自决权的政策，很多人居然相信了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宣传，而且至今甚少省悟。”。

59·89流亡，像一面镜子，终于让世人看到了极权统治之下的环环相扣的共同命运，---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海水与海水相连，泥土与泥土相接。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断章③ 唯色的序·刘毅的画·感谢给力的诸位朋友

是否请唯色写《序》，向刘毅讨画作封面，我烦恼了好久。境外“三十周年·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只会令境内的发声者处境更加艰难。唯色最大的念想就是去拜见她的尊者，当局却剥夺了她的公民权—不发给护照。她在境内流亡，甚至在敏感季节，连拉萨都回不去。

但唯色发来了《你我流亡者的命运—为丹真宗智力的日文诗文集写的序》：

“在喜马拉雅山麓的那边，有望穿了双眼也归乡不得的流亡者，是与自己血脉相关的族人。”每次听到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或在其他国家对藏人讲话，总是反复提到‘詹却’（藏语，流亡）和‘詹却巴’（藏语，流亡者），这两个词就像烙印，成为1959年以后的西藏民族的显著身份。……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用母语写作，还是用中文、英文或者任何一种文字写作；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寄居在达兰萨拉，还是寄居在纽约、伦敦或者北京；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仍然留在自己的多（安多，今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卫（卫藏，今西藏）康（今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等地）老家；——都是流亡者，身体的或精神的流亡者！”。

本书的封面是刘毅的黑白油画。

在唯色的家的客厅，我第一次看到刘毅的彩色布达拉宫画。但他用缄默而有力的黑白线条油画来记录与见证一百多位自焚抗议的藏人。他也是一位因八九六四运动而觉醒的同代人。作为一位画家，画天安门的受难者，画自焚抗议的藏人，既无经济实惠，而且招致政治风险。在境内，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额头上一旦被烙上“敏感人物”的红字，不但断绝收入来源，甚至众叛亲离，陷入孤绝境地。

  刘毅回答：“简单地说，最初画的时候，只是因内心的悲愤和无助。在这危机四伏的时代，藏人挺身而出是有尊严和高尚的事，他们用勇气和非暴力的抗争捍卫人性中善的力量。我信仰这种力量。它不会因为外界的伤害而改变，而是从内部改变自己。由此，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悲伤与温柔”。

感谢台湾图博之友的周美里女史。2006年，在茉莉的《山麓那边是西藏》台北发行会上认识。多年来，她在台湾为西藏（她只用“图博”一词）人权奔走呼号，此次，由于周美里女史迅速联系丹真宗智，并在版权问题上让日文版毫无后顾之忧。

感谢图博之友监事曾建元教授，他推动丹真宗智访台之行，诚如曾先生所言，丹真宗智是一位杰出作家与行动主义者。本书疑难，他总是很快来信回答。

感谢推动我的印度之行的薛兄。他留学美利坚之后参加自由运动再也未回过老家，母亲过世后只能请人分次带出骨灰坛子，背在身上带着母亲上路，过河拐弯，都高声呼喊：“妈妈，我们过河了，您小心点啊”，“妈妈，带您拐右边了，看得见不？”。偶谈及，必泪奔。

感谢美珍陪伴我远行。那时，我这个山顶洞人甚至没有使用脸书等通信工具，想都没想百分之百赖美珍，卸下电脑出发。却由于飞机误点，我们在香港竟失之交臂。看着美珍的飞机飞走，孤立无助的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干嚎。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要投宿新德里的旅馆是哪一家！

拜见尊者时，我们两人将准备好问题都吞回肚子里。我那时想问尊者是否现在还有空修手表？《流亡中的自在》记载了尊者小时候对科技与近代化的向往。美珍呢，作为一个媒体人，草稿都写了几页。

我们静静地地坐在远处注视着尊者谈话，尊者马上注意到我们，请我们坐在他身边，左手牵着美珍，右手牵着我，问我们有什么话题？我们还是舍不得尊者的时间，哪怕分分秒秒。那一年，尊者即将满八十岁了。对于我们所挚爱的人，舍不得消耗他的一点点生命。

感谢感谢阿宏，带我们偷闲去喝藏式咖啡，去西藏儿童村学校。他的藏人女儿在这里读书。阿宏是一位普通台商，不谈政治，不说空话，也不给流亡藏人设计未来“应该如何如何”，他只是咪咪地微笑。十几年来主动接受数名藏人孤儿为“里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寄养），每年都要开一辆大面包车到达兰萨拉，为学校送去学习、生活用品，并带自己的亲生女儿来与“里子”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从小建立小河长流的感情。

感谢建筑家中原一博先生。他原是一位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因为八十年代达赖喇嘛访日而改变人生。1985年他举家移达兰萨拉，帮助流亡政府和藏民建设自己居住的“小窝”，让小孩子上学有自己的学校，凡三十又余三年，成了达兰萨拉家喻户晓的名人（直到近年迁居尼泊尔）。

中原与日本的藏人支援者成立“隆达”（风马）团队，开设网页，译介与传播境内外藏人消息，在达兰萨拉开了一家日本餐馆“隆达”，内设立日文、藏文图书书架，帮助藏人学习文化知识，餐馆后面是一个简陋的缝纫工厂，帮助一批一批流亡藏人学习基本生活技能。

2015年，中原将“隆达”部落格记录的143名境内外藏人抗议自焚者的故事集结成《为夺回太阳的光芒-藏人自焚者的故事》在集广舍出版，与日本导演池谷薰深入境内藏人地区，拍摄出纪录片《隆达》，再现抗议自焚者故乡的背景。

中原先生拥有一辆雄赳赳、气昂昂“宝马”坐骑-穿越崎岖山麓的摩托车。我当了跟屁虫，坐在“宝马”后面，跟他在上、下达兰萨拉疾行。三月，正是藏人抗议示威的高潮，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们、僧侣，一支支单薄的队伍手持灯笼，蜡烛、雪山狮子旗，斑斓的星星一样漫山遍野，那墓志铭一样肃穆的表情，令人一生难忘。 

断章④ 翻译与出版的困境

本书得以出版，感谢出版社书肆侃侃房田岛安江社长的力挺。顺便说一句，她本人也是一位很棒的诗人。

刘晓波坐牢后，我在《朝日新闻》上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作为诗人的刘晓波，结尾处借用了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一句话：

“某种意义上，诗的功能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挡住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诗，是无限的”。

那时我并不认识田岛，她看了报纸之后，跑到香港去找刘晓波的诗，又去北京、长春等地晓波生活过的地方“呼吸与他最近的空气”，出版了一本刘晓波的诗集《牢房里的小耗子》邮寄给我。

2017年，刘晓波“被去世”后，我打电话给她，后来一起翻译出版了刘晓波的散文诗集《只身面对大海》，刘霞的诗集《毒药》，并在东京的一家书店举办了波与霞的诗歌展，每首诗配上了田岛自拍写真。

自从4年前与丹真宗智的“狭路”相逢后，我一直心存向日本读者介绍他的作品之念。而日本虽然是出版大国，有三千多家出版社，但是多种形式的媒体极大地冲击传统出版业，出版社销售总额连年呈负增长，市场规模不断缩小，出版以大众消费为“胃袋”，人文科学类，尤其是翻译出版外国诗歌难上难。虽然日本拥有3000多家公共图书馆与包括短大在内的1700多所大学图书馆，二者加起来4700家，但诗集很难挤进去，也难进入“东贩·日贩”图书发行渠道，而且，都会里的大书店还很少接受地方出版社的书籍上架。

翻译外国文学，除了极少翻译欧美畅销书的专业翻译家之外，中文文学主要靠大学的研究者。而文部省改革“宽松教育”，每位老师都忙得那个不亦乐乎，即便有心，却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没有资金。申请研究经费，不包括翻译；三是翻译他人的作品，不算研究成绩；如果翻译作品市场卖得还好，，那也是原作品的好，不是翻译者的翻译好，顶多翻译者可以不向出版社缴费，运气好的话，还有不多的翻译费；如果卖得不好，那肯定就是翻译得不好，会被指责为什么某书在某国就卖得好，到日本就卖不好呢？不知阅读的“胃袋”在越境之后也会有“南橘北枳”；因此，尽管有作家口赞“翻译家功德无量”，但很少有人去冒这个险。

  （近年台湾文学在日本被译介较多是一个特例，文化部给与了很大的支持。）

这么多年，我连上面所有的条件全都不具备，仍然吭哧吭哧尽心尽力译介，做自己认同的文学价值的作品，翻译、写作、研究、书评、沙龙、讲座、叫卖，十八般花拳绣腿，全部并用。有一次一位年长者买了书之后，来信要求退款，原来他翻阅之后才发现不是一本养生长命一百二十岁的指南书！

日本出版与媒体是大东京“一括中心主义”，倘若没有地方上的出版社力挺，我的大半书籍很难出版。

因此，特别感谢田岛社长。

并特别感谢川端幸夫先生多年的支持。这次不是他的出版社出版的书，他仍给力帮助宣传。我在日本经年有余，从未听说过哪家企业去帮助同行的“劲敌”去宣传产品。

 我虽然从中文翻译过若干书籍成日文，并以双语写作、研究。但是本书是我过去的经验中一本难度较大的书--第一次从英文翻译到日文，二者都非我的母语。这次挑战历经十几次修改。大叠书稿以及电脑，辞典背在双肩包里，授课的余暇，用餐时间，都被节约下来，直到送印刷厂之前夕，田岛社长来电话要求再看一遍，酷热中真的差点晕过去。

感谢日本西藏学者手塚先生以及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的藏语学者，他（她）们在百忙中非常认真地查对原文，一个字一组词地确认藏语的人名、地名、事件的发音。且不说藏语中地区的方言发音，流亡藏人的发音也略有差别。

 又比如，作品中《我的‘穆买’故事》，出现孟买地铁的站名。

 印度人口最多的这个城市在17世纪大英帝国时期称为“BomBay”。直到1995年被正式改为“Mumbai”，这里是丹真宗智学习文学和哲学，与印度作家交流，接受英语文学的滋润的地方，孟买大学里，‘他是这里最高学府唯一的藏人，他不停地向印度人讲述藏人的故事，唱藏人的歌。

  “这个藏人在孟买”，“当地上午八点零五分的快车/会带他回教堂门/直抵捷运：一个新的帝国”。

而这个称为“New Empire”的车站是何时建立的？诗歌写作时是否已经投入使用？”诗歌中的“New Empire”是否蕴含其它的涵义？

日本学者严谨地查印度地图和孟买铁路史，反复搜考，不得其解，最后我向作者确认。

这样的翻译细节，在日本出版只是一个必经之路，所谓翻译是检证与再考证原文的过程，需要耗费极大的耐心与心血。

感谢下山明子女史与沼野治郎教授，在英文翻译方面向我提供了帮助。

旅居加拿大的日本画家井早智代女史数次赴达兰萨拉，她也是丹真宗智的朋友，一直有心想向日本读者介绍丹真的作品，并在同人刊物《鹿首》上试译过几首，这次本书的出版，也完成了她的心愿。她给唯色，中原的记录自焚者的书籍都画过作品。

  

   断章⑤ 丹真宗智是一名“恐怖分子”吗？

  毫无疑问，最应该感谢是丹真宗智，感谢他对我的信赖，并且总是尽快回答我无数细碎的问题。这次最为遗憾的是，出版社和我已经完全没有余力请他来日本读者见面，相信读者一定希望听到他现场朗诵诗歌。期待不久的日子。

丹真宗智是一位“过激分子”吗？他的诗歌《我是一个恐怖分子》（I am a terrorist）一开头就宣告：

我是一名恐怖分子。

我想杀人。

我有角，

两根獠牙。

和蜻蜓的尾巴。

……

……

我是子弹

我从不思考

从这锡壳

为这两秒钟的动人生命

一跃

和死者同死。

 丹真宗智一边徒步印度南北的难民营，朗诵诗歌，一边挨家挨户地召集大家参加村民大会。“我已经是个运动者，我生来就是各难民，生来就是要为这神圣的目标而战”。

他认为尊者的“中间道路”是万不得已的智慧的妥协，但自己所行走的是“实践与行动”的道路。丹真宗智的言与行代表了部分绝望而又希望的藏人青年。

但我认为，丹真宗智不是人们定义的“过激者”、“恐怖主义者”。通读他的诗歌、散文、政论，字里行间，充满的是对尊者以及对传统文化和藏民的热爱，他是一个诗歌的苦行僧，走的是甘地的非暴力和平道路。他不会有意伤害任何所爱的事物和人，他对今天的流亡处境以及同胞的懈怠亦有独特的思考，他不想让过去的生活成为永远光荣的见证，而是着眼于未来藏人独立的个体精神的训练，“国家的独立在于国民的独立”，有国民的自尊才有国家的自尊，精神本质上与尊者追寻的未来的蓝图殊途同归。

他一无所有。顶多在中共领导人访问印度时，组织一些游行示威，喊口号，表达不屈的精神。这些在民主国家的印度的宪法之内都是合法的。他能行动的，顶多是提前数日，像个“甲贺忍者”一样飞檐走壁地攀登高楼，趁人不备打出自由的旗帜。这使他不但遭受印度警察的棍打，而且还无止境地被传唤出庭。从达兰萨拉到孟买坐颠簸的长途汽车来回几十个小时，而每次“出庭”几分钟就被按铃，“本次结束，下次出庭！”。My God！印度法官每天大概要开庭几十次，！

他一无所有。但他拥有诗歌---化血为墨之痛（the pains of turning blood into ink）,诗歌的本质是自由的灵魂在上空飘扬。

他一无所有。他只是想回到父母、回到祖祖辈辈落下胎血的大地，并且死在那里。

 他是一个“恐怖分子”吗？

 倘若是，那么所有的诗人，只要他还不是“尸人”，不是“虱人”，他（她）就必定是这个世界的“恐怖分子”。

 

断章⑥  愿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很多年前，流亡作家郑义先生到日本，与大江健三郎先生对谈。“谈着谈着就闹了笑话—我说我们（流亡者）就像坐在一架去向不明的飞机上，飞着飞着，忽然有人过来说，跳吧，我们就背上降落伞，打开舱门往下跳。落到地上，才晓得这是到了美国。不料同声翻译没明白这仅仅是一个比喻，于是，翌日清晨，就开始有（日本）人打电话来表示十二万分的敬佩：您和夫人竟然会跳伞！弄不明白的是，民航飞机如让旅客用降落伞跳下来？天哪！”

可见，在日本传达“流亡”之痛的困难，不少人分不清流亡与移民的根本之不同。

丹真宗智的诗文集也许不能解决这些疑惑，但他的作品是思考这些疑惑的同时代的重要参照。

愿每一位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的读者，用两分钟的时间的闪念一下，为什么“强国”有59流亡·89流亡？他（她）们从哪里来，又将归去何处？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短暂旅途上，本质上是否都是这个世界的流亡者？我们该如何记忆我们的流亡旅程？

断章⑦  本书的诗与文的说明

本书诗与文全部由丹真宗智本人提供，从以下书籍中选择编辑与翻译。

Crossing the Border（1997）、

My Kinds of Exile（2001）、

Kora : Stories and Poem（2002）、

Semshook : Essays on the Tibetan Freedom Struggle （2007）、

Tsen-Gol: Stories and Poems of Resistance（2012）

中文参考：

《达兰萨拉下雨的时候》（曾建元等译  台湾图博之友会）

《诗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人的情怀》（傅正明著  允晨文化出版）

《西藏流亡诗选》（傅正明·桑杰嘉编·译  蒙藏委员会出版

《作为见证的文学》（贝岭编  自由文化出版）

《雪域的白》（唯色著  唐山出版社）

《统一就是奴役》（刘晓波著  余杰编  远流出版）

谢谢日本读者大人。日文解说与导读在书后。

谢谢非日文读者大人。我知道，你们帮助多买一本作留念不仅为的是支持黑暗中孜孜前行的孤立无援者，更重要是为“亲正义”（尊者达赖喇嘛语），为的是，见证奥斯维辛之后写作的意义

再次谢谢你们！

                          2019年（令和元年）6月4日之前，大阪。

                                         肖邦的音乐流淌中繁殖出无数闪光的死者和生者

 

 

作者：刘燕子。1991年留学日本。目前在日本一边教书一边双语写作。日文著·译：《黄翔的诗与诗想》、《中国底层访谈录》、《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我没有敌人的思想》、《刘晓波传》、《人的条件-温故一九四二》、《手机》、《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西藏的秘密》、《1968：中国骚动世界》等等。（包含合译）中文著·译：《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没有墓碑的草原》（与父亲合译）。此外，《用零八宪章学习教养中文》（即将出版，与及川淳子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