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為中華傳統文化中固有之思想。《禮記·禮運篇》記載，孔子曾喟然而嘆道：「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1]。」孔子感嘆自己未能看到堯舜以上、三皇五帝時，「大道之行也」的大同之世；也未能看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時，「大道既隱」的小康之治。
按照北宋易學大家邵康節的《皇極經世》，政治可分為皇（三皇）、帝（五帝）、王、霸四種[2]。其書云：「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是禽獸也。」可見，三皇五帝世代為「無為不爭」、「無私無慾」、「德善德信」、「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大同之世；而在「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的過程中，一般儒家所提倡的政治社會，僅為「禮義以為紀」、綱紀「用公正」的小康之治[3]。孔子身處諸侯爭霸的時代，感慨「此世界之黃金時代早已過去矣[4]。」而其「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無私或公正）」的志向，彰顯了儒家淑世新民的理想與使命感。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解釋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論語集注》：「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盡己，謂真誠地盡己之仁；推己，謂推己及人。孔子把「推己及人」的恕道看成是可以終身行之的德行。明道先生（程顥）也說，君子要做的只有兩件事，一為修己之德，以合於天德；一為「振民育德」，即在民德敗壞時，化育百姓，使其更改惡習，振作自新，日新又新。所謂「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5]。」既修己，又善群。由「為己」推及到「為他」，推及到「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甚至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大學》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或新民），在止於至善[6]。」大學的道理，在於彰明自己所本有的靈明德性，使其不被氣稟所拘、人慾所蔽，從而復歸於初。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除去舊染之污而自新；並且「擇善固執」，德性厚重不遷，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也。《大學》由修己明明德的「獨善己身」者，推及到親民、新民、振民而「兼善天下」的「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因「人皆可以為堯舜」。體現了儒家「人性本善」的基本理念，以及對禮運大同之世的嚮往。
根據《辭源》的解釋，大同一辭源自《禮記·禮運篇》[7]，但臺灣「日月書院」的馬叔禮先生另有一說，認為大同一辭源出於《易經》的「大有」卦與「同人」卦[8]。所以，我們不妨簡單看一看兩卦的易理。同人（離下乾上），與人相和同，不與人爭的意思，由離、乾兩卦組成。離為火，為明；乾為天，為健。朗朗青天在上，而火性亦往上，應乎剛健、無私之天德。引申為君子內懷文明之德，明理無私，所以能「通天下之志」。文明則能燭理，所以能昌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所以能全盡大同之道。大有（乾下離上），盛大豐有、所有至大的意思。乾為朗朗青天，離為光明白日，白日在青天之上，所處既高，其明遠照。引申為君子行事剛健而文明，於惡則遏之使復歸於善，於善則揚之使能止於至善，從而「順天休命」[9]。
在與《易經》密切相關的預言文化中，也不難看到人們對「復歸於大同」的期盼。比如，《馬前課》第十三課曰：「賢不遺野 天下一家 無名無德 光耀中華」。《推背圖》第五十九象，讖曰：「無城無府 無爾無我 天下一家 治臻大化」。頌曰：「一人為大世界福 手執籤筒拔去竹 紅黃黑白不分明 東西南北盡和睦」。一些批註本注釋為「大道興」、「聖人傳法」、「天下大同」[10]。清代康有為亦作《大同書》，譚嗣同亦講康有為的「大同之教」。康有為為什麼作《大同書》呢？《論語》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三十年為一世，百世則三千也。）「孔子預知三千年後，必有聖人復作，發揮大同之新教者。」「康有為蓋以此聖人自居」，作《大同書》，以「發揮大同之新教」[11]。既然康有為是為了「兼濟天下」，所以後來者不必多言。
錢穆先生來臺定居時，曾作有關中華文化問題之講演，從「天人合一」的角度，對「天下大同」作了精闢的闡述。[12]
中國人「天人合一」的信仰，乃是天、地、人三者之合一。「天」類似於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後來演變，常把「天地」連在一起。天地有物的部分，同時也具有神性。天地生萬物，萬物各有物的部分，但也具有神性，而人類尤然，即為「人神合一」。《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人的善性稟賦自天，人能盡此性之善，即可為聖，即為「性道合一」。「天人合一」亦是「心物合一」的根源[13]。中國人稱「神」又稱「靈」，性由天賦，故靈由天得；物各有性，所以物各有靈。以「天人合一」為信仰的中華文化，其理想即為「天下大同」。《大學》上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是則一切皆從「個人本位」做起，從自己「德性」上做起，使各人的「德性」能與「天」、與「道」合而為一，作自己一小天地的主宰而得自由。宋代理學家說：「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人若能「天人合一」，則此人便是圓滿無虧一太極。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不是指作為政治領袖，而是說每個人的人格德性都可做得一理想、至高的善人。如果人人都能達至一最高人格，天下自然會大同。不是說人們衣食無憂，人們在法律之下有公正，便是天下大同；而是要達至「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的境界，才能真正到達大同之域，而世界即變成為一個神聖的世界。
既然「天下大同」被人們視為中華文化的理想，那麼以毀滅人類為終極目的的共產主義，必然也要大作文章，誤導人們將「天下大同」等同於以唯物無神、禽獸鬥爭、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邪說為基礎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共產主義社會。甚至在臺灣與大陸的文化學術交流過程中，有臺灣學者也不幸地在著作中跟隨中共讚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4]，實在令人惋惜；有臺灣出版社也高調出版馬克斯《資本論》，實在令人擔憂。
誠如錢穆先生在上文講演時所言，此世界非唯物，亦非無神。如果要把一切舊的風俗習慣、禮教信仰一起去掉或者置之不理，要把社會趕向一無神、無信仰、無歷史傳統、純物質、純功利的狀態，人們只在此一層薄薄的現世生活面上你爭我奪，是一件很危險的事，馬克斯便可以乘虛而入。而《九評》編輯部「四書」：《九評共產黨》、《解體黨文化》、《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正是在幫助人們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遠離中共，從而能夠平順過渡到「大道（大法）之行也」，自由而又昌明的新紀元。
注釋：
[1]王夢鷗：《禮記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九），頁三九一。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增訂初版，中華民國一〇四年增訂臺三版），頁七二三。依「孔安國尚書序」，三皇為伏羲、神農、黃帝，五帝為少昊、顓頊、帝嚳、堯、舜。
[3] 同上，頁三八二、三八三。書中言：一般儒家所提倡之政治社會，為僅小康之治，於其上另有大同之治。此採用道家學說之政治社會哲學也，「禮運大同」受道家影響。本文所引用之「失道而後德」、「德善德信」、「天道無親」、「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分別出自老子《道德經》第三十八章、第四十九章、第七十九章、第五十一章。
[4] 同上，頁七二四。
[5] 朱高正：《近思録通解·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二〇一〇），頁五六。
[6] 宋天正，楊亮功：《大學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九），頁三。
[7]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增修辭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四年正編初版，中華民國九十七年臺增修第十一版），頁五一四。
[8] 馬叔禮：《大哉孔子——解開易經千古之謎》（新北：西北國際，二〇一六），頁四二。
[9] 朱高正：《易傳通解·中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二〇一四），頁三一一、三一六。
[10] 陳曦，文征：《推背圖歸序全解修訂版》（臺北：博大國際文化，二〇一六），頁四一九、五〇四。
[1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增訂初版，中華民國一〇四年增訂臺三版），頁八六五。
[12] 錢穆：《中國文化中的最高信仰與終極理想》，原載《警備通訊》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第一四六期，收錄於《中華文化十二講》（臺北：東大圖書，中華民國七十四年）。
[13] 張載宇：《先總統蔣公思想研究論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中華民國七十年），頁一二六。
[14]朱高正：《白鹿洞講演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二〇一〇），頁三五〇。＠＊#
責任編輯：王愉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