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集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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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權量

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原注】今謂即時。【錢氏曰】六典所謂大斗、大兩、大尺也。〉《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隋書•律暦志》言，梁陳依古斗，齊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沈氏曰】案《通典》，梁武帝五銖錢，實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奉則重一斤二兩。齊文襄五銖錢，實重五銖，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較其多寡重輕，兩相符合，則齊與梁並依古稱也。而或以為於古二而為一，或以為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豈稱他物之稱多異於錢稱耶？〉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為一斤，大業初依復古稱。令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百鈞為有力人，三十斤為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記•秦始皇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為石，千石則十二萬斤。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自稱重八百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曰，爵一升，觚三升。〈【原注】《儀禮》特牲饋食禮注，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詩》曰，我姑酌彼金垂。《毛》說，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每食四簋。正義，簋，瓦器，容斗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注，飯，所以實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史記•廉頗傳》，一飯斗米。《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楊氏曰】《十六國春秋•前秦紀》有三人食一石穀者。明江國公後吳鐵舍，食面六十斤。〉《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匈奴傳》，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不應若此之多！《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嵇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晉書•傅玄傳》，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之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比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蓋自三代以後，取民無制，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原注】《魏書•張普惠傳》，神龜中，上疏言，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所以愛萬姓，從薄賦，故海內之人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雖有此制，竟不能復古。至唐時，猶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而後代則不復言矣。〈【沈氏曰】《齊民要術》注云，其言一石，當今二斗七升。《本草》注，李杲曰，古云三兩即今之一兩，云二兩即今之六錢半也。時珍曰，古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

《山堂考索》，斛之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蓋古用之斗小。

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畤官廚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一斤。又曰，軹家釜三斗弱，軹家甑三斗一升。當漢之一石，大抵是三而當一也。

古以二十四銖為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得十枚，當今之一兩弱。〈【沈氏曰】依後五銖錢一條，此一兩弱當作七錢弱，傳寫誤也。〉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頃富平民掊地，得貨布一罌。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原注】俗云四錢二分。【沈氏曰】貨布亦有重至四錢八分者，用行等稱。行等即米平，比布政司等每兩輕二分三厘。【又曰】《唐會要》云，開元通寶錢，徑八分。杜氏《通典》云，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為最，權次之，度又次之矣。

《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製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征。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准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併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其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厘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沈氏曰】《宋史•律暦志》云，周顯德中，王樸始依周法，以矩黍校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作律准以宣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言，西京銅望臬尺寸可校古法。即今司天台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樸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於此。況影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並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樸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官詳定，眾議僉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又云，宋既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頒度量於其境，其偽俗尺度逾於法制者去之。乾德中，又禁民間造者，由是尺度之制盡復古焉。又云，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其後定西蜀，平嶺南，復江表，臬浙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

大斗大兩

《漢書•貨殖傳》，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大斗，〈【錢氏曰】據《隋書•律暦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古稱三斤為一斤。則大斗大兩始於隋開皇間，唐初沿而不改耳。〉十斗為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原注】應劭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並行，太史、太常、太醫用古，〈【原注】杜氏《通典》云，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量皆三之一。《舊唐書•代宗紀》，大暦十年八月，太常寺奏，諸州府所用斗稱，當寺給銅斗稱，州府依樣製造而行。從之。《通典》載諸郡土貢，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小兩，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鹿角膠三十小斤，臨封郡貢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貢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貢石斛二十小斤。此則貢物中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

宋沈括《筆談》曰，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又大於唐也。〈【沈氏曰】《閻百詩》云，古量甚小，其數可考者，大約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才當今之一也。【又日曰】漢權有重四斤者，實當今十三兩弱。彤以司等親較之。【趙氏曰】《筆談》又云，漢之一斛當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為石，當今三十二斤。可見漢時斗稱之制已大于古。〉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

漢祿言石

古時制祿之數，皆用斗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論語》，與之釜，與之庾。《孟子》，養弟子以萬鍾。皆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為名。〈【原注】《韓非子》，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子之是時即以石制祿。《史記•燕世家》同。【趙氏曰】石本權衡之數也。漢《律暦志》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乃權之權數。至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升，十斗為斛，則斛乃量之極數。乃俗以五斗為斛，兩斛為石，是以權之極數為量之極數，殊岐誤。然漢時米穀之量已以石計，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國策》，燕噲讓國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漢書•食貨志》，李悝之論日，一夫田百畝，每畝歲收一石半云云，則斗斛之以石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又案古時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與一斛之數不甚相遠。古時十斗為斛，一斛即是一石。後世五斗為斛，兩斛為一石，宋時已然。〉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號萬石。百二十斤為石，是以權代量。然考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嘗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為品級之差而已。〈【原注】《汲黯傳》注，如淳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幾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今人以十斗為石，本於此。不知秦時所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萬石之鍾，縣石鑄鍾虡，衡石程書之類，皆權也，非量也。惟《白圭傳》，穀長石斗，《淳于髡傳》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對斗言之，是移權之名於量爾。

葉夢得巖下放言，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為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為石，非量名也。〈【楊氏曰】《說苑》，十六黍為豆，六豆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千二百黍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石。〉以之取名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為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繫穀數，從其取之醇醨。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醨者，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穀百二十斤為斛，〈【沈氏曰】《左傳》襄十七年疏，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一升十九兩二分。〉酒從其權名，則當為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原注】謝肇淛謂，古者爵容一升，十爵為斗，百爵為石。以考工記一獻三酬之說准之，良然。昔人未詳此義。〉至於麪言斛石，麪亦未必正為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為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錘以斤為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

《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變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細而輕者則以皮計，粗而重者則以石計。

以錢代銖

古算法，二十四銖為兩。漢軹家釜銘，重十斤九銖。軹家甑銘，重四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兩，而有錢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沈氏曰】猶今北方買米者，不言升，但言碗也。【又曰】《通典》選舉三注云，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錢。〉簿領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書》，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原注】絫或作參。沈存中曰，今蜀部亦以十參為一銖，參乃古之絫字。〉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所謂二銖四絫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而難曉，故代以錢字。〈【沈氏曰】今一錢之重，當古七銖二。〉

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今人改銖為錢，而自兩以上則纍百、纍千以至於萬，而權之數亦以十起矣。漢制，錢言銖，金言斤，其名近古。〈【汝成案】度量起算皆以秬黍，由寸遞揣，丈尺可知。自龠至斛，亦可等加。權始於龠，則變多寡為重輕，其數難齊。是以百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趙朱改銖為錢，十錢為兩，而斤與鈞石如初，則起算雖殊，積兩何異？亦猶日法萬分，象限九十，通其強弱，盈虛自合云爾。〉

《宋史•律暦志》，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厘，錘鉤為奸，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准。外府藏受黃金，必自毫厘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為精備。其法蓋取漢志子穀秬黍為則，廣十黍以為寸，從其大樂之尺〈【原注】秬黍，黑黍也。樂尺，自黃鍾之管而生也。謂以秬黍中者為分寸輕重之制。就成二術。【原注】二術，謂以尺黍而求氂絫。因度尺而求氂，【原注】度者，丈尺之總名。謂因樂尺之原起於黍，而成於寸。析寸為分，析分為氂，析氂為毫，析毫為絲，析絲為忽。則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十毫為一氂，十氂為一分。〉自積黍而取絫，〈【原注】從積黍而取絫，則十黍為絫，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絫銖皆以銅為之。〉以氂絫造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准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准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氂。〈【原注】第一毫下等半錢，當十五氂，若十五斤稱等五斤也。【沈氏曰】十五氂當作百五十氂。〉中毫至梢一錢，析成十分，分列十氂。末毫至梢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氂。等一兩者亦為一稱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下別出一星，星等五絫。〈【原注】每銖之下復出一星，等五絫。則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計二千四百絫為一兩。【沈氏曰】四百絫之絫當作黍。〉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銖列五星，星等二絫。〈【原注】布十二銖為五錢之數，則一銖等十絫，都等一百二十絫為半兩。〉末毫至梢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絫。〈【原注】每星等一絫，都等六十絫，為二錢半。〉以御書真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絫，為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為一稱之則。其法初以績黍為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為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厘、黍、絫、銖，各定一錢之則。〈【原注】謂皆定一錢之則，然後制取等稱也。〉忽萬為分，〈【原注】以一萬忽為一分之則，以十萬忽定為一錢之則。忽者，吐絲為忽。分者，始微而著，言可分別也。〉絲則千，〈【原注】一千絲為一分，以一萬絲定為一錢之則。〉毫則百，〈【原注】一百毫為一分，以一千毫定為一錢之則。毫者，氂毛也。自忽、絲、毫三者，皆斷驥尾為之。〉氂則十。〈【原注】一十氂為一分，以一百氂定為一錢之則。氂者，氂牛尾毛也。曳赤金成絲以為之也。〉轉以十倍倍之，則為一錢。〈【原注】轉以十倍倍之，謂自一萬忽至十萬忽之類，定為之則也。〉黍以二千四百枚為一兩，〈【原注】一龠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則以二千四百黍定為一兩之則。兩者以二龠為兩。〉絫以二百四十，〈【原注】謂以二百四十絫定為一兩之則。〉銖以二十四，〈【原注】轉相因成，十絫為銖，則以二百四十絫定成二十四銖，為一兩之則。銖者，言殊異也。〉遂成其稱。稱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為五分，〈【沈氏曰】五分上當有十字。〉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為一十氂，則每氂計二黍十分黍之四，〈【原注】以一氂分二十四黍，則每氂先得二黍，都分成四十分，則一氂又得四分，是每氂得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絲六忽有差為一黍，則氂絫之數極矣。〈【沈氏曰】氂絫之氂當作黍。〉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為銖，二百四十黍為二銖四絫，二銖四絫為錢，二絫四黍為分，一絫二黍重五氂，六黍重二氂五毫，三黍重一氂二毫五絲，則黍絫之數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准，得因之為奸，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者甚眾。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奸弊無所措，中外以為便。〈【原注】度量權衡，皆太府掌造，以給內外官司及民間之用。凡遇改元，即令更造，各以年號印而識之。其印有方印、長印、八角印、笏頭印之別，所以明制度而防偽濫也。〉是則今日以十分為錢，十錢為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制者也。

十分為錢

古時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說文，寸，十分也。《隋書•律暦志》引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為一分。《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原注】《淮南子》注同。〉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氂，十氂為分，十分為寸。《漢書•律暦志》，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蔈而當一粟，〈【原注】《宋書•律志》作�。〉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石。此則權之名。〈【原注】《史記•大宛傳》，善市賈，爭分銖。〉然以十二分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則小於今之為分者多矣。〈【趙氏曰】分、氂、毫、絲，忽，本亦度之名，孫子《算經》所云是也。宋太宗詔更定權衡之式，崇儀使劉蒙、劉承珪等乃取樂尺積黍之法移於權衡，於是權衡中有忽、絲、毫、氂、分、錢之數，此近代兩、錢、分、厘，毫、忽、絲之所由起也。今俗權貨物者曰稱，權金銀者曰等。宋初皆謂之稱，劉承珪所定銖二十四，遂成其稱是也。元豐後，乃有等子之名。〉

陶隱居《名醫別錄》曰，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李杲曰，六銖為一分，即今之二錢半也。此又以二錢半為分，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

黃金

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賫金萬斤，〈【原注】《漢書》作十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原注】古來賞賜之數莫侈於元。成宗即位，賜駙馬蠻子帶銀七萬六千五百兩，闊里吉思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兩，高麗王王昛三萬兩。其定諸王朝會賜與，有至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者。〉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莫有見者。潁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尚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

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為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目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略可考。《會典•鈔法卷》內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十一年，令金每兩准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阯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沈氏曰】周安期《雜稿》云，《金陀續編》中有紹興四年，朝省行下事件省札內一項，於行在榷貨務，支銀一十萬兩，每兩二貫五百文。金五千兩，每兩三十貫。二項計准錢四十萬貫。可見當時每錢一貫，止值銀四錢。每金一兩，卻值銀十二兩。〉豈非承平以後，日事侈靡，上白宮掖，下逮勛貴，用過乎物之故與？〈【原注】遼張孝傑為北府宰相，貪貨無厭，嘗曰，五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家。〉幼時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原注】天啟中，權奄用事，百官獻媚者皆進金卮，金價漸貴。〉江左至十三換〈【汝成案】元本十三換下有以後賤至六換，而今又十三換十二字。〉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

《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於銀也。〈【原注】方勺《泊宅編》云，當時黃金一兩才直錢六百，朱提銀一兩才直錢二百。《元史》，至大銀鈔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十倍於銀也。〉

《史記•平凖書》，一黃金一斤。〈【原注】《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莊子百金注，李曰，金方寸重一斤，百金，百斤也。《漢書•韋賢傳》賜黃金百斤。元成詩曰，厥賜祁祁，百金洎館是也。〉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原注】孟康曰，二十四兩曰鎰。〉漢以一斤為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原注】《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公羊》隱公五年傳，百金之魚注，百金猶百萬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

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敕有司，於五緞大寺內為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后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為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原注】即箔字。〉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應宮，甍棋欒楹，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原注】《吳澄傳》言，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　《泰定帝紀》，泰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　時於雲南立造賣金箔規措所。〉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鎬之言，頗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為箔。〈【原注】《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申明不許以金銀為箔之制。《仁宗紀》，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祐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劉庠傳，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　《金史•世宗紀》，Template:YL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　《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而《太祖實錄》言，上出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官人洗滌銷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銀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並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原注】謝肇淛曰，漢銀八兩，直錢一千。當時銀賤而錢貴，今銀一兩即直千錢矣。【閻氏曰】按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雜鑄銀錫為之，此即《漢書》安息國以銀為錢之制，竟認作銀，非。其文有龍、有馬、有龜，所直各不同。王莽即真始直用銀，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采銀坑，並宜禁斷。〈【原注】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宣令進盝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然考之《通典》，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硃砂、繒彩、巾帽以相市。〈【原注】杜氏《通典》載唐度支歲計之數，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緜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錢則二百餘萬貫，未嘗有銀。其土貢則貴州貢銀百兩，鄂、新、黨三州各貢銀五十兩，賀州貢銀三十兩，邵、端、昭、潘、辨、高、龔、潯、嚴、封、春、羅、牢、竇、橫、象、瀧、藤、平、琴、廉、義、柳、勤、康、恩、崖、萬安二十七州，各貢銀二十兩。是唐人以銀為貢，而不以為賦也。張籍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是知前代銀皆是鑄成。〉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昴。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閻氏曰】按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又縻費銀一千三百餘兩，非上下用銀之事乎？何必金。大抵北宋所著書，上下用銀，已不計其數矣。【趙氏曰】秦並天下，幣為二等，黃金為上幣，餘皆用錢。其珠玉、龜貝、銀錫只為器飾，不用為幣。漢初因之。然鼌錯言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於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飢寒之患。則是時雖不用銀，而銀與金珠同貴可知。漢武元狩四年，造白金為幣。白金乃銀錫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兩，其文龍，直三千。次曰以重，其文馬，直五百。次曰復小，其文龜，直三百。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則已有用之者。然歲餘，終廢不行。王莽又制為銀貨，與錢貨並行，而民間仍以五銖錢交易。魏文帝時，並罷錢，令民以穀帛相易。六朝則錢、帛兼用，而帛之用較多。此歷代未用銀之證也。《文獻通考》，蕭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交易。後周時，西河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此蓋用銀之始，然但行於邊，而中土尚未行，唐則並禁用銀矣。《五代史》，後唐莊宗將敗，諭軍士曰，適報魏王嚴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又李繼韜既反覆降，其母楊氏善蓄財，乃賫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宦官、伶人，並賂劉皇后，繼韜由是得釋。慕容彥超至作偽銀以射利。則其時民間皆已用銀可知。〉

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為率，〈【原注】按宋蘇轍《元祐會計錄》，歲入銀止五萬七千兩。《元史•成宗紀》右丞相完澤言，歲入銀止六萬兩。而宣德五年，奏溫、處二府，平陽、麗水等五縣，銀額至八萬七千八百兩，蓋所開坑冶漸多。〉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為用也。〈【慕氏曰】自庸調廢而兩稅法興，民力之輸納無復本色之供，國用之徵求惟以金錢為急，上下相尋，惟乏金是患。然銀兩之所由生，一則礦礫之銀，一則番舶之銀。　本朝順治六七年間，海禁未設，見市井貿易多以外國銀錢，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後，絕跡不見，是塞財源之明驗也。【程方伯曰】天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諸番所產之貨，皆非中國所必需，每歲約值千萬金。若以貨易貨，不必以實銀交易，於中國尚無所妨。惟鴉片一物，傷吾民命，耗吾財源，每歲不下數百萬金，皆潛以銀交易，有去無來。中國土地所產，歲有幾何？不數十年，中國之白金竭矣。【汝成案】近來民間盛行洋錢，幾代製錢、白金之半。將見數十年之後，白金盡為外洋所換，而海內之財源竭矣。流弊之極，不可不為之禁也。故吳蘭修曰，凡夷船出口，止准帶光面洋銀，其內地戳印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夫法制峻立，煩擾空滋，矧茲遼闊，豈易津邏？竊意因勢惠威，隨俗閉縱，柔遠不傷，闌出自絕。必有采此說而善為高下者矣。〉至正統三年，以采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復開福建、浙江銀場，〈【原注】是年採納已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兩。〉乃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為常貨，蓋市舶之來多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丑，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裏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原注】會典言浙江，江西、湖廣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奏，行在各衛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為便利。〈【原注】是時京官俸糧並於南京支給。〉但差來者，將各官俸米貿易物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廷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歲賫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祿於南京支給，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類銷成錠，運赴京師，以准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復申前議，上曰，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濙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於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為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上遂從所請，〈【原注】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遠近稱便。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原注】已上《實錄》全文。〉

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常、松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賣銀准折官軍俸糧。三年四月甲寅，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令軍民無挽運之勞，而囷庾免陳紅之患，誠一時之便計也。

自折銀之後，不二三年，頻有水早之災，而設法勸借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詔復其家。至景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出，相傳至今，而國家所收之銀不復知其為米矣。

《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鉅萬。楊國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有類於此，踵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至祟禎十三年，郡國大祲，倉無見粟，民思從亂，遂以亡國。

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為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統三年八月，從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本處納銀，解邊易米。雜犯死罪者，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之例所由始也。

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征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文襄權宜變通之法，所以為一代能臣也。

以錢為賦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原注】古錢字。〉穀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原注】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說。〉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原注】《孝惠紀注》，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此則以錢為賦，自古有之，而不出於田畝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為惟正之供矣。〈【任氏曰】行錢之法，惟曰錢糧納錢。自明季以來，盡數納銀，錢於是鑄而不行。順治中，有錢糧納錢之議，又有銀七錢三之令。而錢准存留，不准起運，則終不納錢也。是故錢之行必自錢糧始，錢糧必自起運始。除金花外，可盡數納錢，即或銀三錢七，或中半銀錢，皆以起運為率。則有司不得不納錢。有司納錢，則民自樂輸錢。小民輸錢，則民間錢價自平。〉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斗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捨所有而責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為商賈，不為官，不為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嘆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賦，重穡以帥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

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為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為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丈多少為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迴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跡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緜。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飢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憔悴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

宋時歲賦亦止是穀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原注】景祐初，詔戶在第九等免折變。〉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原注】司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　蘇軾亦言，免役之害，聚斂民財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而真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

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楊氏曰】凡積穀者皆富人，有穀而賤糶者皆貧人也。賤糶者必貴糴，富益富而貧益貧由此矣。顧氏之說，上操其柄，而出入之際，又不至低昂之懸絕，其法之良乎。【又曰】如此只須停一年解京之銀，便得無窮之利。〉愚以為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征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仿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撲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

先生《錢糧論略》曰，古天下之所為富者，菽粟而已。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征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為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為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為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原注】《舊唐•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征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為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征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倚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又曰，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為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征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為額外之征，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惏，於是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汝成案】貴州提督楊天縱疏，正雜錢糧，每兩明加火耗二錢，實有加至四五錢不等。且市政司衙門，每兌收銀百兩，加輕平銀五兩。若收錢則無羨餘，是以不行收納。〉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其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為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為銀，八為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賫，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為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准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有重為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而製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偽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殫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原注】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上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征非所業，所業非所征，遂成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汝成案】先生自注尚有李氏翱疏改稅法、白氏居易贈友詩二條，已見前，故未錄。又前注引《舊唐書•穆宗紀》云云，考新舊《唐書•楊於陵傳》，穆宗即位，遷戶部尚書。《舊紀》作兵部者，誤也。先生論中作戶部，注承未改云。〉曰，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為錢，後為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為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汝成案】先生之時，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今則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三百。先生與薊門當事書云，鳳翔之民，舉值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今則歲偶不登，每米一石值銀四兩。漕米折收，每本米一石，納錢五千數百文。以銀核之，則每石得銀四兩以外也。昔時銀貴而穀賤，則農民困，而資用幸饒。今且銀穀俱貴，則貧民無以為生，而資用亦絀矣。附識之，以權贏縮。〉

五銖錢

今世所傳五銖錢，皆云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原注】《陳書世祖紀》，天嘉三年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沈氏曰】漢與南北朝及隋五銖錢，皆相去不遠。〉《魏書》言，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原注】《通典》注，按此則一千錢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時大小稱之差耳。【沈氏曰】注中十一當作十三，二兩當作五兩以上，此蓋依時稱也。〉自餘皆准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准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沈氏曰】《通鑒》，陳宣帝太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胡三省注云，《五代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私用益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大同以後，所在鐵錢如丘山。錢陌所在不等，至於末年，陌益少，以三十五為陌。陳初，承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有兩柱錢及鵝眼錢。兩柱重而鵝眼輕，雜而用之，其價同。私家多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當鵝眼之十。至是，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十，後還當一，人皆不以為便。未幾，帝崩，遂廢大銖而行五銖。〉《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沈氏曰】當作五。〉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沈氏曰】當作五。〉兩是六十六兩，〈【沈氏曰】當作九兩以上。〉每一枚當重六分六厘，〈【沈氏曰】六氂當作九氂以上，其中有重至八分餘者，亦有重至九分者，錢有輕重，等有大小耳。〉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不知漢制如何。〈【沈氏曰】漢五銖與隋五銖同。〉

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隋開皇元年鑄。開元，唐武德四年鑄。〈【沈氏曰】銖之輕重，隋尚如古，至唐則並改之矣。六典仍用古法。〉

開元錢

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楊氏曰】今有乾符錢，則唐之僖宗時有年號而後有錢文，不必自來以後。〉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沈氏日】此—銖當古三銖，一絫當古三絫。〉積十錢重一兩。〈【原注】《通典》云，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稱比今稱三之一也。則今錢為古稱之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沈氏曰】開元錢完好者，每一枚或重至一錢一分，或一錢一分有奇，或八九分不等，總十枚重一兩零三分。或云卻當今布政司等一兩。〉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回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楊氏曰】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後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唐錄改要》云竇皇后。溫公曰，是時竇後已崩，文德未立，皆訛也。〉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并、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

《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封錢，復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

《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元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原注】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詔通錢法。商稅課程，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一貫折錢四文，無拘新舊、年代遠近，悉驗收，以便民用。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視五城御史閻鄰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製錢，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如洪武、永樂、嘉靖等通寶是也。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併用、民咸利之。【沈氏曰】《明史•食貨志》云，太祖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為一貫，四十文為一兩，四文為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即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隆慶、萬曆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顧司業曰】乾隆四年，於鄱陽湖得宋時所覆運錢舟，錢皆宋物，雜出唐開通錢一二文。餘取其輕重較之，唐開通元寶重一錢。又有唐國通寶重一錢一分，蓋南唐李氏所鑄。宋太宗太平通寶，其輕重一準唐開通，重一錢，或錢二分不等。仁宗慶曆重至一錢八分，神宗元豐至二錢，哲宗紹聖至二錢一分。徽宗大觀、崇寧至三錢、三錢二分，所見錢文之重，無逾於此。餘與開通錢略同也。凡有道之世，錢俱不甚相遠，至濁亂奸佞之朝，則重逾常格。慶暦之錢特重者，以是時方事元吳，而乏軍需，用張奎、范雍言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尋盜鑄數起，為公私患。其餘熙寧之錢重由於安石，紹聖之錢重由於惇卞，崇政、大觀、政和之錢重由於蔡京。元祐司馬一出當國，而錢復其舊。統前後觀之，其故瞭然矣。〉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原注】崇禎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中有銷古錢不用語，閣臣劉鴻訓奏，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此乃書生見。上曰，卿言是。〉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只為姦蠹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啟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綖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遍，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自漢五銖以來，為歷代通行之貨。〈【原注】《金志》謂之自古流行之寶。〉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年聽爐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既愛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而復矣。〈【陸氏曰】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之三幣，白金、錢、鈔。古之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械器耳。栗與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於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與械器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釐毫市易，則金又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頓不如零也。千里賫持，盜賊險阻，則金與錢俱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今之會票，又所以通金與錢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之法矣。錢之重輕，自當以一錢為率。錢之價值，斷當以每一文准銀一厘為率。若錢太輕，則銅不敵銀。銅不敵銀，則多費。錢太重，則銀不敵銅。銀不敵銅，則難用。今之薄小低錢固非法矣。至京師黃錢，每六文准銀一分，亦未為得也。今朝廷用錢，每便於發，不便於收。每便於下，不便於上。此由純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也。明天啟時，嘗鑄當十錢，每大錢一當小錢十，其重以一兩為率。愚謂今後凡遇官民交易，勢當用錢者，小錢難於個數，竟用當十大錢，出入瞭然，無耗損兌折之弊，亦一法也。自古三幣，皆用金若銅，未有用楮者。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曰飛錢，此楮法所由起也。然此特以楮券錢，而非即以楮為錢。宋張詠鎮蜀，患蜀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謂之曰交子。高宗時，又有會子，始以楮為錢，然猶用官錢為本。至金元之鈔，則直取料於民，不複用官錢為本。所費之值不過三五錢，而售人千錢之物，民雖愚，豈為所欺哉。且鈔易昏爛，不久仍廢，則楮幣之無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錢之制然後可。今人多有移重資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遺意。宜於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去處設立銀券司，朝廷發官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之間，量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似亦甚便。【邱氏曰】竊謂鈔法之廢也久矣。苟欲其神明變通而為可久之計，固不必襲楮幣之名，亦不當用虛薄易爛之紙。莫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銷鑄為鈔，如今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鏤以文字，面曰康熙寶鈔，背曰准五、准十之類，以至准百而止。而其中孔則別之以圓，取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義。要使內局自鑄，定為一式，輕重纖毫不容增減，以杜偽造。【汝成案】以銅為錢，尚多盜鑄，易錢為鈔，則詐偽愈增，既壅不行，必生苛法，先生論之詳矣。陸氏議易會票，會票原于飛錢。飛錢即鈔法權輿，名異實同，豈云善政？官司出入，百弊繁興，即防制嚴明，亦與平準、均輸何異？邱氏所議，工損利益，盜作尤夥，其害更倍。通變莫善二家，既附其言，並疏得失。〉

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為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嘗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沈氏曰】錢載年號始于此。〉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為，論今據古，宜載年號。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鹽鐵論》言，幣數變而民滋偽。亮哉斯言矣！〈【喬氏曰】當今定製，每錢一文重一錢四分、一錢二分不等。康熙二十三年，管理錢法侍郎佛倫等奏，改鑄重一錢。至四十一年，復改重一錢四分。今見行如重一錢四分者，百中僅見一二。重一錢者，常居十之三四。考古徵今，唯錢質止重一錢者，可以行之久遠而無弊耳。今應仿康熙二十三年之例，每文重一錢，千文共重七斤四兩，較見行製錢每千重七斤八兩，計減用銅鉛四兩。務使輪郭周正，字跡顯朗。而盜銷者照見行製錢價每銀一兩三錢五分，易錢一千文，止得黃銅六斤四兩，即改造器皿，所得價值不過在一兩以內，奸徒無利可圖，銷毀之弊可不禁自除矣。〉

先生《錢法論略》曰，莫善於明之錢法，莫不善於明之行錢。考之史，景王鑄大錢，周蓋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為莢錢，為四銖，為三銖，為，五銖，為赤仄，為三官，為四出，為小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梭，凡四變。宋仿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當十，嘉定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明自洪武至正德十帝，僅四鐵，以後帝一鑄。至萬曆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個有三兩，輪廓周正，字文明潔。又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其後物日重，錢日輕，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於不得用，何哉？蓋古之行錢不特布之於下，而亦收之於上。漢律，人出算百二個錢，是口賦入以錢。管子，鹽筴，萬乘之國為錢三千萬，是鹽鐵入以錢。商賈緡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船五文以上一算，是關市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升昇四錢，是榷酤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為子贖死，是罰鍰入以錢。晉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之券，每直萬稅四百，是契稅入以錢。張方平言，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賚予祿給，慮無不用錢。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道也。明之錢下而不上，偽錢之所以日售，而製錢所以日壅。請仿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皆以錢代，則錢重，錢重則上之權亦重。

銅

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原注】杜氏注，古者以銅為兵。　《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為東郡太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鈎鐔，放效尚方事。〉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后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煉銅為柱質。荊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即銅人也。〈【原注】《三輔舊事》曰，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　《魏志》云，董卓壞以鑄小錢。〉吳門〈【楊氏曰】門當為王之誤。〉闔閭冢銅槨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為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煉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為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原注】唐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楊氏曰】《元史》，英宗至治元年三月，造壽安山寺，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又曰】宋徽宗鑄九鼎，不言銅鐵，大約是銅也。〉

唐開元中，劉秩上議曰，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則采用者眾。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原注】《舊唐書•食貨志》。〉文宗御紫宸殿，謂宰臣曰，物輕錢重，如何？楊嗣復對以當禁銅器。〈【原注】《文宗紀》。〉考禁銅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原注】《南史》。〉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代宗大暦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德宗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采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造鑄。憲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銅器。〈【原注】各本紀。〉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銅器。〈【原注】《通鑒》。〉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原注】《宋史•本紀》。〉然今日行之，不免更為罔民之事。惟有銷錢、鑄錢，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錢固無長存之術矣。〈【王氏曰】民間禁用銅器以鉛錫鐵代之，凡銅器皆獻之官，償其價，而以鑄錢，此法正賈誼所陳。行之則官銅日裕，而私鑄、私銷之弊亦絕，乃法之最善者。【汝成案】雍正間，李侍郎紱疏言，錢文入爐，即化為銅，不可得而捕。惟禁斷打造銅器之鋪，則銷毀之弊不禁自除。乾隆間，尚書海望力陳其不便，又疏言，銅器散佈已久，交納不盡，吏胥刁民需索訛詐。又當交納，或有侵蝕扣克，僅得半價，或有除去使費，空手而歸。名為收銅，實為勒取云云。若然，則王氏所述似未盡裒益之宜矣。〉

《南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井，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嚴道地。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甚可經略。並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魏書•食貨志》，熙平二年，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礦，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礦，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礦，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南郡王屋山礦，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者銅官舊跡。既有冶利，所宜開鑄。從之。《舊唐書•韓洄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紅崖冶出銅，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爐鑄錢，而罷江淮七監。從之。《冊府元龜》，元和初，監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並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采銅鑄錢。《宋史•食貨志》，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為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此皆前代開採之跡。【原注】《實錄》，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采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采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聞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采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物產有時而窮，歲額則終不可減。有司貪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王方伯曰】雲南之銅政，有已見成效於昔，而可試用於今日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舒廠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采也。預借雇值，以集牛馬也。雲南之銅供戶、工二部，供浙、閩諸路，供本路州郡餼餉，其為用也大矣。故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廠眾集，廠眾集而後開采廣。廣采則銅多，銅多則用裕。前巡撫愛必達疏云，湯丹、大水等廠，開采之初，辦銅無多，迨後歲辦六七百萬，及八九百萬。今幾三十年，課耗餘息不下數百萬金。近年礦砂漸薄，窩路日遠，近廠柴薪伐盡，炭價倍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貴。每年京外鼓鑄需銅一千萬餘斤，爐民工本不敷，歲出之銅勢必日減。洋銅既難采辦，滇銅倘復缺少，京外鼓鑄，何所取資？前巡撫劉藻以湯丹、大碌不敷工本，兩經奏允加價，廠民感奮。本年辦銅各廠共一千二百餘萬，歷歲辦銅之多無逾於此。今之去昔，近者十年，遠者二十餘年。所云●硐日遠，改采日難者，又益甚矣。而顧云發棠之請不可數嘗者，何也？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故曰，有益下而不損上者，不可不講也。按乾隆十八年，東川增設新局五十座，加鑄錢二十二萬餘，於備給銅、鉛工本之外，歲贏息銀四萬三千餘兩，九年之間，遂積息四十餘萬。自後雲南始有公貯錢，而銅本不足，亦稍有取給矣。二十二年，東川加半卯之鑄，歲收息銀三萬七於餘兩，以補湯丹、大水四廠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東川鑄息不敷加價，又請於會城、臨安二局各加鑄半卯。二十八年，再請加給銅價，則又於東川新舊局冬季三月旬加半卯。三十年，又以銅廠采獲加多，東川鑄息尚少，請每月每旬各加鑄半卯，並以加湯丹諸廠之銅價，而大理亦開錢局，歲獲息八千餘兩，以資大興、大同、義都三廠之戽水采銅。先後十二年間，加鑄增局至五六而未已。滇之錢法與銅政相為表裏久矣，以廠民之銅鑄錢，即以鑄錢之息與廠，費不他籌，澤不泛及，而此數十廠百千萬眾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暖，積其歡呼翔踴之氣，銅即不增，亦斷無減，於以維持銅政，綿衍泉流。所謂多籌息錢，以益銅本者，此也。取給之數誠不可以議減矣。諸路之所自有與其緩急之實，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陝西、湖北、廣東、廣西、貴州九路之銅，皆買諸滇，是以日不暇給。竊見去年陝西奏開寧羌礦銅，越兩月餘，已獲見銅二千四百斤，仍有生砂又可煉銅五六千斤。由此追鑿深入，真脈顯露，久大可期。又湖北奏開咸豐、宣恩二縣礦廠煉銅，已得一萬五千餘斤，將來獲利必倍。蓋見之郵報者如此。今秦楚開採，皆年餘矣，其獲銅少亦當有數萬，而採買滇銅如故。必核其自有之數，則此二省固可減買也。貴州本設二十爐，繼而減鑄二十三卯，採買滇銅亦減十萬，頃歲又減五爐，議以銅四十四萬七千斤歲為常率，而滇銅乃實買三十九萬六百六十斤，至於黔銅則減七萬。以易且安者自予，而勞且費者予滇，非平情之論也，是故黔之採買亦可減也。又今年陝西奏言，局銅現有二十五萬一千四百餘斤，加以商運洋銅五萬，當有三十餘萬矣。委官領買之滇銅六十二萬餘斤，且當繼至。是陝西已有銅九十餘萬，而又有新開礦廠產銅方未可量，此一路之採買非惟可減，抑亦可停矣。又閩浙湖北及江南江西，舊買洋銅每百斤價皆十七兩五錢。而滇銅價止十一兩，其改買宜矣。然此諸路者，其運費雜支每銅百斤例銷之銀亦且五六兩，合之買價常有十六七兩。加以各路運官貼費，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則已與洋銅等價矣。以此相權，滇銅實不如洋銅之便，則此數路者並可停買也。誠使核其實用，則歲可減撥百數十萬，而滇銅必日裕矣。所謂通計有無以限買銅者此也。廠欠之實，見楊文定公始籌廠務之年，後乃日加無已，逮積欠已多，始以例請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受見價采見銅，納不及數者不與焉，是故放免嘗少，逋欠嘗多。乾隆十六年，議以官發銅本，依經征鹽課例以完欠分數，考課廠官墮征之罰，止於奪俸。廠官尚得藉其實欠之數，以要一歲之收，於採固無害也。其後以廠欠積至十三萬，而監司以下並皆逮治追償。尋以銅少，不能給諸路之采買，遂以借撥運京之額銅二百六十幾萬者。計其虛值，而議以實罰，於諸廠之官罰金至十有四萬。嚴責限數辦銅。其限多而獲少者，既予削奪。或乃懼罹糾劾，多報銅斤，則又以虛出通關，罪至於死。斯誠銅廠之厄會矣。夫諸廠爐戶、砂丁之屬，眾至千萬，所恃以調其甘苦，時其緩急者，惟廠官耳。顧且使之進退狼狽至於如此，銅政尚可望乎！由今計之，將欲慎核名實，規圖久遠，非寬廠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法以歲終取其所欠結狀，而所轄上司又復月計而季彙之，廠官不敢復多發價，必按其納銅多寡一如預給之數，而後給價繼采，是誠可杜廠欠矣。然而采銅之費，每百斤實少一兩八九錢者，顧安出乎？給之不足，則民力不支，將散而罷采。欲足給之，而欠仍無已，不見許於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則今之歲有銅千百萬者，何恃乎？預借之底本與所謂接濟之油米，固所賴以贍廠民之匱乏，而通廠政之窮者也。謹按乾隆二十三年，預借湯丹廠工本銀五萬兩，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廠工本銀七萬五千兩，以十年限完。皆於季發銅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廠民氣力寬舒，從容攻采，故能多得銅以償宿逋也。三十六年，又請借發，特奉諭旨，以從前借多扣少，廠民寬裕，今借數既少，扣數轉多，且分限三年，較前加迫，恐承領之戶畏難觀望，日後藉口遷延，更所不免。仰見聖明如神，坐照萬里，而當時又以日久逋逃，新舊更易為慮，不敢寬期多發，僅借兩月底本銀七萬數千兩，四年限完。廠民本價之外，得此補助，雖其寬裕之氣不及前借，而猶賴以支延且三四載，此預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後陳請備貯油米、炭薪以資廠民，乃能盡以月受銅價，雇募砂丁，而以官貸油米資其日用，故無情采，斯又接濟之效也。今月扣之借本銷除且盡，獨油米之貸當以銅價計償，而遲久未能者，猶且仍歲加積，繼此不已，萬一上官責其逋慢，坐以虧那，廠官何所逃罪？是又今日之隱憂也。前歲雲南新開七廠，條具四事，戶部議曰，爐戶、砂丁貧民不能自措工本，賴有預領官銀，資其攻采。硐礦盈絀不齊，不能絕無逃欠。若概令經放之員依數完償，恐預留餘地，憚於給發，轉妨銅政。信哉斯言！可謂通達大計者矣。今誠寬廠官之考成，俾得以時貸借油米而無虧缺之誅。又仿二十三年預借之法，多其數而寬以歲時，則廠官無迫狹畏阻之心，廠民有日月舒長之適。上下相樂，以畢力於礦廠，而銅政不振起者，未之有也。所謂寬考成以舒廠困者，此也。小廠之開，渙散莫紀矣。求所以統一之，整齊之者，不可不亟也。竊見乾隆三十五年，前巡撫劉藻奏言，中外鼓鑄，取給湯丹、大碌者十八九。至餘諸小廠，奇零湊集，不過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礦，衰盛靡常，自須開採新●，預為之計。今各小廠旁近之地，非無引苗，惟以開挖大礦，類須經年纍月，廠民十百為群，通力合作，借墊之費極為繁鉅，幸而獲礦，煉銅輸官，乃給價甚微，不惟無利，且至耗本，斷難竭蹶從事。又奏云，青龍等廠，乾隆二十四年，連閏十有三月，獲銅四十八萬。自二十五年二月，奉旨加價，至二十六年三月，亦閱十有三月，獲銅一百餘萬。所獲餘息，加給銅價之外，存銀二萬九千數百兩，較二十四年多息銀一萬有奇，而各廠民亦多得價銀一萬二千餘兩。感戴聖恩，洵為惠而不費。又三十三年，前巡撫明德奏明，言雲南山高脈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千萬謀食窮民亦得藉以資生。由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則初辟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萃，采伐既便，炭亦易得，較大廠當有事半而功倍者，不可不亟圖也。今廠民皆徒手掠取，一出於僥幸嘗試之為。而廠官徒坐守抽分之課，外此己無多求。是故小廠非無礦也，貨棄於地莫之惜也。又況盜賣盜鑄，其為漏卮，又不知幾何哉。小廠之銅，歲不及大廠之十一者，實由於此。誠招徠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籍，又擇其願樸持重者為之長。於是假以底本，益以油米薪炭，則渙散之眾皆有系屬，久且倚為恒業，雖驅之不去也。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峽，以求進山之礦，而無半途之廢，雖有不成者寡矣。若更開曲靖、廣西之鑄局，而以息錢加銅價，則宣威、沾益諸山之銅不復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諸山之銅無復走粵，安見小廠不可轉為大也？所謂實給工本以廣開采者，此也。滇之牛馬少矣，滇之儲備又虛矣，而部局以待鑄為言，移牒趣運，急於星火，殆未權於緩急之實者也。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踵接，依次抵瀘。既以乙歲之銅補甲歲之運，又將以乙歲之運待丙歲之銅，而瀘州之旋收旋兌，略不停息，則又終無儲備之日矣。夫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瀘州有三四百萬之儲，則兌者方去，而運者既來，是常有餘貯也。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以時兌發，次第起行，既無坐守之勞，又有催督之令，運何為而遲哉！若夫籌運之法，嘗取往籍考之。始雲南之鑄錢運京也，由廣西府陸運以達廣南之板蜂，舟行以達粵西之百色，而後迤邐入漢。而廣西、廣南之間經由十九廳州縣，各以地之遠近大小雇牛遞運，少者數十頭，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並先期給價雇募。每至夏秋，觸冒瘴霧，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買馬牛，制車設傳，以馬五百八十八匹，分設七驛。又以牛三百七十八頭，車三百七十八輛，分設九驛，遞供轉運。會部議改運滇銅，乃停廣西之鑄，而以江安浙閩主湖北、湖南，廣東之額銅並停買歸滇運京，於是滇之正耗四百四十餘萬悉由東川經運永寧。其後以尋甸、威寧亦可達永寧也，乃分二百二十萬，由尋甸轉運，而東川之由昭通、鎮雄以達永寧者，尚二百二十萬。後又以廣西停鑄，合其正耗，餘銅一百八十九萬一千餘斤，並依數解京，是為加運，亦由東川、尋甸分運。至乾隆七年，昭通之鹽井渡始通，則東川之運銅半由水運抵瀘州，半由陸運抵永寧。十年，威寧之羅星渡又通，則尋甸陸運之銅既過威寧，又可舟行抵瀘矣。十四年，金沙江告迄工，而永善黃草坪以下之水亦通，於是東川達於昭通之銅皆分出鹽井、黃草坪之二水，與尋甸之運銅並經抵瀘州矣。然東川、昭通之馬牛非盡出所治，黔蜀之馬與旁郡縣之牛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驗馬牛，烙以火印，借以買價。每以馬一匹，借銀七兩。牛一頭，車一輛，借銀六兩。比其載運，則半給官價，而扣存其半，以銷前借。扣銷既盡，則又借之。故其受雇皆有熟戶，領運皆有恒期，互保皆有常侶，經紀皆有定規。日月既久，官民相習，雖有空乏，而無逋逃。亦雇運之一策也。今宣威既踵行之矣，使尋甸及在威寧之司運者皆行此法，滇產雖乏，庶有濟乎？然猶有難焉者，諸路之采買、雇運常遲也。頃歲定議，滇銅以冬夏之杪計數分拔，大小之廠各以地之遠近、銅之多寡而撥之。采買委官遠至，東馳西逐，廢曠時月。是以今年始議得勝、日見、白羊諸遠廠，皆運至下關，由大理府轉發，黔粵之買銅者鮮遠涉矣。而義都、青龍諸近廠，與雲南府以下之廠，猶須諸路委官就往買銅，自雇自運，咸會百色，然後登舟。主客之勢，呼應既難，又以農事牛馬無暇，夏秋瘴盛，更多間阻，是故部牒數下，而雲南之報出境者常慮遲也。往時臨安、路南之銅皆運彌勒縣之竹園村，以待委官買運。其後以委官守候歷時，爰有赴廠領運之議。然其時實以缺銅，不能以時給買，而非運貯竹園村之失也。誠使減諸路之采買，而盡運迤西渚廠之銅貯之雲南府，以知府綜其發運。又運臨安，路南之銅盡貯之竹園村，以收發責之巡檢。如是則委官至輒買運去耳，豈復有奔走曠廢之時哉。若更依運錢之制，以諸路陸運之價分發緣路郡縣，各募運戶，借以官本，多買馬牛，按站接運，比於置郵。夏秋盡撤歸農停運，則人馬無瘴癘之憂，委官有安閑之樂。於其暇時，又分運尋甸銅之半，由廣西、廣南達百色，並如運錢之舊，即運京之銅亦加速。一舉而三善備矣。

《通鑒》，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其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原注】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乏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為民害甚矣。姑停之。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楊氏曰】唐武、宋徽皆祖道而攻釋，與元魏太武同。其持平而兩廢者，唯周武帝耳。惜其年命不永，盛績不究，則天道之難忱耳。

《五代史》，高麗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

錢面

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儲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為陰，無字處為陽。古者鑄金為貨，其陰則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凡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為背。【原注】漫亦謂之幕，見《漢書•西域傳》。《舊唐書柳仲郢傳》作模。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者。天啟大錢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按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末幾，武宗崩，宣宗立，遂廢之。

無字謂之陽，有字謂之陰。儀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原注】凡言多少者，皆歸餘之數。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折錢，折錢則八也。今人以錢筮者猶如此。【原注】今人用錢以筮，以三漫為重爻，為陽。三字為交爻，為陰。二字一漫，以一漫為主，故為單爻。二漫一字，以一字為主，故為拆爻。猶易傳所云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之意。錢以有字處為陰，是知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為陰。

短陌

《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汝成案】《隋書》原文云，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惟論貫。商旅奸詐，因之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容齋三筆稍更其文曰，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奸詐自破，嶺以東云云。王氏云，容齋以自破為句，寧人乃讀作自破嶺以東，豈傳寫偶誤耶？愚核兩書文義，自破二字無屬上為句之理，王氏所言非也。而破嶺無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訛。錢以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原注】《梁書•武帝紀》，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詔曰，朝四暮三，眾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三年。沈存中曰，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衹是百字，如什與伍耳。仟伯字皆從人，今俗書作阡陌，而皆從阜，非也。指田之阡陌當從阜，《漢志》或從人，蓋古字通用。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敕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為貫，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為陌。〈【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四月丙辰，敕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為陌，不得更有改移。〉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王氏云】《薛史•食貨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請榜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日知錄考短陌事甚詳，獨無後唐莊宗事，寧人未見薛史也。〉《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為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為定製。衰季之朝與亂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為陌，亦宜禁止。【趙氏云】高江邨《天祿議餘》謂，京師以三十三文為一百，近又減至三十文。按京師習俗，以官板錢一當兩，凡貿易議錢，一百實則用五十。續通考記嘉靖三年詔，每銀一錢直好錢七十文，低錢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兩當一之令矣。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於古七十為百之數，不甚懸絕也。

鈔

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宋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原注】《元史》，劉宣言，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賫擎，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趙孟頫亦言，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原注】周必大《二老堂雜志》，近歲用會子，乃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幣，遂入殿試御題。若正言之，猶紙錢也。乃以為文，何邪？〉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姦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璐掌戶部，必欲行之，〈【原注】行鈔之議始於天啟初禮科惠世揚。及崇禎末，有蔣臣者，復申其說，擢為戶部司務。終不可行而止。〉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

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沈氏曰】案《明史•食貨志》，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為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為橫文花闌，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中圖錢貫，十串為一貫云云。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為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三百文，二百文。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四貫准黃金一兩。〉考之《實錄》，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原注】其時即有以錢百六十折鈔一貫者，故詔禁之。大明會典，洪武二十七年，令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有司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既不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為言，請出榜禁約，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掠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請。〉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為十貫。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奸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原注】永樂元年四月丙寅，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其兩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賞與首捕同。二年正月戊午，詔自今有犯交易銀兩之禁者，免死，徒家興州屯戍。〉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並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軟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而卒至於滯閣。〈【原注】正統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庫貯鈔貫朽爛不堪用者五十九萬三千錠有奇，勒令焚毀。〉後世興利之臣，慎無言此可矣。

自鈔法行而獄訟滋多，於是有江夏縣民，父死以銀營葬具，而坐以徙邊者矣。有給事中丁環，奉使至四川，遣親吏以銀誘民交易，而執之者矣。〈【原注】並永樂二年三月。〉捨烹鮮之理，就揚沸之威。去冬日之溫，用秋荼之密。天子亦知其拂於人情，而為之戒飭。然其不達於天聽，不登於史書者，又不知凡幾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若鈔法者，其不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於是陳瑛祖之，請通計戶口食鹽納鈔。又詔令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原注】永樂五年三月甲申。〉又詔令。笞杖定等，輸鈔贖罪。〈【原注】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令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鈔。〈【原注】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虧欠馬駝等畜竝輸鈔。又令各欠羊皮、魚鰾、翎毛等物並輸鈔。〈【原注】竝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令塌坊、果園、舟車、裝載並納鈔。〈【原注】四年六月壬寅。　今之鈔關始此。〉欲以重鈔而鈔不行，於是制為阻滯鈔法之罪，有不用鈔一貫者，罰納千貫，親鄰、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貫罰百貫。其關閉鋪店，潛自貿易及抬高物價之人，罰鈔萬貫，知情不首罰千貫。〈【原注】三年六月癸卯。〉有阻滯鈔法者，令有司於所犯人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邊遠，〈【原注】正統十三年五月辛丑。〉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詔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放支。其在庫舊鈔，委官選揀，堪用者備賞賚，不堪者燒毀。天子不能與萬物爭權，信夫。〈【原注】正統元年，黃福疏言，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銀一兩當鈔千餘貫。〉

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鈔關之設，本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宜罷矣。〈【原注】如果園、菜園之征米，久而罷。〉乃猶以為利國之一孔，而因仍不革，豈非戴盈之所謂以待來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碩、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鈔重物輕，所以當時定律，官吏受贓枉法八十貫律絞。方今物重鈔輕，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銀米為準。未行。至正統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亦可以見鈔直之低昂矣。

偽銀

今日上下皆用銀，而民間巧詐滋甚，非直紿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長。濟南人家專造此種偽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謂為盜不操矛弧者也。律，凡偽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為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其法既輕，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罰，世輕世重，視其敝何如爾。漢時用黃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造偽黃金與私鑄錢者，同棄市。〈【原注】劉更生以典尚方，作黃金不成，劾以鑄偽黃金，繫當死。〉武帝元鼎五年，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宋太祖開寶四年十月己巳，詔偽作黃金者棄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眾決殺。今偽銀之罪不下於偽黃金，而重於以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之法，置之重辟，〈【原注】《實錄》，正統十一年三月癸未，從順天府大興縣知縣馬聰言，造偽銀者，發邊衛充軍。而景泰元年十一月，賞北蕃有假金三兩，致也先遣使來言。是則法之不行，遂有以此欺朝廷者矣。〉庶可以革姧而反樸也。〈【楊氏曰】《五代史•慕容彥超傳》有鐵胎銀。【趙氏曰】慕容彥超好聚斂，為偽銀，以鐵為質，而銀包之，人謂之鐵胎銀。想其時民間已皆用銀，故彥超至作偽以射利。若不能市易，何必為此哉。〉

漢既以錢為貨，而銅之為品不齊，故水衡都尉其屬有辨銅令丞，此亦周官職金之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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