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
| 王造时 | |
|---|---|
 |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03年9月2日 大清江西省安福县 |
| 逝世 | 1971年8月5日（67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 |
学历
| |
王造时（1903年9月2日—1971年8月5日），祖籍江西省安福县，原名雄生，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学士、硕士、博士，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生平
[编辑]清华时期
[编辑]1903年9月2日，王造时出生于一个经营竹木生意的商贾。1911年，八岁的王造时入读私塾，造时这个名字是他的发蒙老师朱廉夫所取。1913年，入读安福小学，接受新式教育。1916年，周利生曾为王造时短期补习，并向他介绍了清华的状况。夏，他赴北京投考清华未取，于是返回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念书。1917年夏，他和潘大逵、彭文应一起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在清华时，曾组织“仁社”。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5月7日，他参加清华学生代表团宣传罢工罢市，6月4日，被捕关押在北大法科楼。8月28日，第二次被捕。1921年，高等科二年级时被选为清华学生会干事部长，并参与《清华周刊》的编辑。
留美时期
[编辑]1925年8月，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罗隆基也从清华肄业，他和王造时、彭文应都是安福同乡，故有“安福三杰”之称。秋，考取官费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他在威大的生活非常勤劳，和同学合租，自己做饭，为了节约一些钱资助未婚妻朱透芳来美读书。1928年秋，两人结婚。1929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时，他很关注国内的政治局势，时常邀请朋友讨论，同时想成立一个政治组织，曾约集徐敦彰、彭文应、王国忠[需要消歧义]、陈国玱几位同学集资，后来的《自由言论》和《主张与批评》都是用这笔钱创办的。潘大逵. 我對王造時同志的點滴回憶. 1986年3月.8月，到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师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哈罗德·拉斯基。
回国后
[编辑]1929年，王造时经苏联回国，由潘光旦推荐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政治系教授，住在沪西极司斐尔路，和孟寿椿、刘大杰等人是邻居。1930年，罗隆基、潘光旦和张寿镛政见不合，他们离职后王造时便兼任文法学院院长。1931年，王造时也因政治原因被光华解聘。
抗战时期
[编辑]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后又创办《自由论坛》杂志，同时开始做执业律师。王造时还与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人联署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并参与发起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和淞沪抗战。接着又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同盟的宣传委员、执行委员，参加援救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活动。1933年11月，他参加了“福建事变”，发表《为闽变忠告当局》宣言。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与马相伯、沈钧儒等人共同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任执行委员。1936年，改任宣传部长，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1月23日，他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在上海被逮捕，被拘留在苏州高等法院七个月，著被称为“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七七事变后，迫于形势，王造时于7月31日出狱。1938年3月，王造时应熊式辉之聘与罗隆基、许德珩筹办江西省政治讲习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负责训练抗战时期江西省地方干部，并作为救国会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9月，南昌沦陷，便转赴吉安创办《前方日报》。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王造时和救国会成员草拟声明表示反对。
内战时期
[编辑]1946年5月，返回上海创办前方书店、前进中学和自由出版社，同时兼任私人法律顾问。1947年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10月，学运爆发，王造时到十几所大学演讲支持反内战。[1]
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由储安平创办的上海《观察》杂志，并逮捕《观察》的成员。[来源请求]王造时出面给当局施压、多方奔走，于次年2月保释了美术家朱宣咸等《观察》的编委。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征用了虹口区多伦路93号花园洋房作为寓所。1949年，解放军占领上海后，他并未到新政府任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编辑]1950年10月25日，王造时担任华东抗美援朝分会理事。1951年8月，被陈望道、胡曲园聘为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他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后，复旦政治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他被调到复旦历史系兼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10月1日，他撰文支持五年计划。1957年2月，被选为上海法学会副会长，3月20日，王造时在全国政协上发言刊在《人民日报》，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还嫌其少。
1958年，大鸣大放时，王造时围绕教育和民主法治提了一些意见，于是在后来的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成了“章罗同盟”上海分支的“头目”。1960年9月30日，摘掉右派帽子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时又受到冲击。1966年11月2日，王造时被捕羁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1971年8月5日，因肝肾综合症病逝狱中，享年70岁。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在父亲死后不久她也死于癌症。[2]
平反
[编辑]1980年6月，他被平反，8月20日，上海市政协和复旦大学联合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主要著作
[编辑]- 《荒谬集》
- 《世界近代史》
主要译作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 ^ 政协江西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七君子之一王造时 第1版. 南昌. 1986年03月.
- ^ 叶永烈. 王造時—我的當場答复.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1. ISBN 7-5006-33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