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的语言
出于人尽皆知的原因，我们过早失去了文化上的平行世界，直到现在，没有重拾再建它的勇气和能量。偶尔，在这里或那里冒出来的摇滚乐里，我们听见了匕首般的愤怒和暴力倾向，听见了属于我们的生命的一些无法说出口，一出口就如引爆一整个弹药库般，充满了耻辱之情的基本常识。在年轻的乐手身上，奴隶般被压抑的情感以一种狂暴的虚无感和兽一般的欲望发泄出来。在舌头乐队深陷在喧嚣的重金属，缺乏表情的声音里，潜伏着对于我们非人状态的绝望的自戕。“传子”里不断复遝这几句如同机械人发出的咒诅：
因为人
不需要物质也不需要爱
不需要思想也不需要行动
不需要艺术也不需要特征
不需要意志也不需要人格
通过一种零度的，不具有人的音色的冷唱腔，舌头把我们的生存状态以冷酷无情的镜像不带任何遗憾，不带任何情感地如实呈现。
具有革命倾向的盘古乐队把属于我们的不可告人的真相和一些社会事件不加修饰地转化为一颗颗暴烈的子弹，射向听者平静的心脏。这些狂暴的音乐笔直插入社会表像的核心，它在听众身上激发的狂风骤雨指向了我们潜藏甚深的，对于自身状况的耻辱之情。缺乏艺术高度，音色粗糙的盘古所展现的特殊力量说明了在一个被噤声的社会，仅仅把真相道出这件事本身具有的道德刺激。在盘古的音乐里，以革命和暴力宣泄的愤怒是无比直接，因此无比真实的，它的强度如实反应了我们生存的危险度数。
“我什么都不喜欢/我就喜欢绝望”；“我们吃饱了饭 该怎么办”；“世界没有末日才是真正的末日/我们没有毁灭才是真正的毁灭”；“现在全国人民都不相信全国人民/将来，全国人民会要了全国人民的命”；“我是个恨国者/我恨不能 恨不能 恨不能 国破家亡/我恨不能 恨不能 恨不能 亡国灭种”；“给死刑犯呐喊的权利”—– 这些一柄柄小刀般犀利的词语道出了没有人敢道出的，属于十三亿人民的真相。在这样被咆哮着抛出来的歌词面前，我们再也无法假装一切正常、和谐、稳定。我们再也无法假装我们知道一切，却不需改变任何事物。我们再也无法力持镇定。当我们听见盘古以一种青春期特有的柔弱和并不十足的中气，鼓足了劲从体腔深处吼出这些愤怒时，不能确定这增加还是削弱了这些歌曲的悲怆感。
《这就是中国》
这哪里是人间
这不是阴间 是什么
这哪里是生活
这不是油锅 是什么
这哪里是工作
这不是枷锁 是什么
这哪里是家庭
这不是酷刑 是什么
这哪里是爱情
这不是陷阱 是什么
这哪里是人民
这不是奴隶 是什么
这就是中国 这就是中国
这就是中国 这就是中国
这不是地狱 是什么
这不是地狱 是什么
以一种接近暴力美学的极简风格，盘古捣乱了日常生活的秩序，再一次强迫我们凝视属于自己的真实，并且使所有既有的论述显得苍白乏力。在这样的非艺术面前，我们抹去了原有的见解，不得不更深地挖掘这围剿我们的黑暗。
在缺乏第二文化的窘况下，从原始生命力激发而出的中国摇滚成为了与意识形态对立的弹药。并非出于偶然，捷克天鹅绒革命的命名来自对捷克摇滚乐影响甚深的纽约摇滚乐队“地下天鹅绒”的灵感，而摇滚乐队宇宙塑胶人的被迫停演直接导致了七七宪章的起草。如哈威尔所说，对地下摇滚的攻击无异于“对生活在真实当中这个理念本身的攻击”。在中国，与文学艺术如出一辄，摇滚在商品化后化整为零，残存的爆发力不复当日；在消费文化大军的冲击下，摇滚乐迅速成为人们怀旧或是释放本能欲望的器皿。然而无论如何，在某些时刻，当乐手们嘶喊出无政府主义式的乐句，或是像盘古那样嘶喊：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国家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社会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民族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历史
让我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
的时候，国家机器塑造的假像瞬间崩溃，裸露出它险象环生的内部。
除了摇滚，民间制作的记录片在地下悄悄流传，为埋在历史和社会底层的真实提供了直接有力的控诉。关于林昭(《寻找林昭的灵魂》)、基督徒被迫害(《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冤民(《东庄》)，和几张有关民工的纪录片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作品，而通过胡杰制作的纪录片，林昭如同死而复生般引起了知识界关于反右时期知识份子反抗精神的热烈讨论。
然而在这些片断的声音之外，是整个被收编、阉割的文化界耻辱的沉默。当财富遮掩了精神上的饥荒，恐惧收割了说话者的意志，我们的话语被榨压地扁平、单一。被夹在后极权主义与消费文化之间的文学如搁浅在沙滩上的鱼，遍体鳞伤，它曝露出来的身躯可以惨不忍睹四字形容之。而一些学者们则在六四后转向与前清考证学差堪比拟的国学，采取了以古喻今这一条曲折婉转的道路。
这冰冻三尺的现象不是一日之间造成的。对于出版的严格控制是从期刊、书籍到翻译，从学术界到文学的通盘监视。即使通过审核，无数书籍的内容遭受了手法粗劣，毫不容情的删改，使得作者的结论、整体书籍的艺术效果，更不要说思想上的完整性，被一掏而空。对一个认真的作者来说，这不啻对于一个人的表达权利，对于一个人从精神到情感上的恣意阉割。这样的侮辱所带来的挫折感，无疑，将有深远的影响。被国家机器签发下的“文化逮捕令” 所彻底解甲的整体文化界 – 我们必须指出，这是一个自认拥有辉煌文化传统的民族难以吞下的耻辱。如今在中国知识界弥漫的一种绝望之情正是与这后极权的言论钳制，以及更严重的，这种钳制所导致的一种思想及表达上的无能，有直接的关系。
除了思想上过于尖锐，被列入“暴露黑暗”之列的作品，任何对于生活现况、历史禁区，对于农民生存困境(如《中国农民调查》)的揭露都遭遇了充满了表演性质的封杀。在后极权时代，披上了法律的羊皮，国家机器对仅余的几名具有勇气骨血的作家、官吏(如黄金高)、律师披衣上阵，演出了一场场不惜工本，不顾尊严的闹剧，把国家法庭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阵势齐全的荒谬剧场。
这件事的严重后果是国民集体的失语症。从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到当今的物的统治，人民共和国人民的驯化渐臻完全，我们的沉默也逐渐达到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境地。纵观现在流通在文化界的各种话语：从消费文化生长出来的极度物化的文字，到对国家意识形态僵化了的语言的戏仿；从欧化的语法到缺乏个性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文字；从反美学的，以日常语言为傲的(非)诗歌话语，到过于繁琐，自动衍生，缺乏思想、情感底蕴的叙述文字，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所使用的汉语时常缺乏一种属于一个伟大民族所该有的成熟与力度。直到今天，朦胧诗派和先锋文学所致力洗净与反抗的毛文体一直没有真正从话语里蜕去，即使在海外民运的话语中(包括登高一呼、振聋发聩，历史价值不言而喻的《九评》少部分章节)，也不能免除共产党具有精神暴力倾向，机械化的语言。而在不断对官方语言嘲弄式的戏仿里，实际上隐藏着一种深陷于其中而无法真正跳脱的偏执。如此调侃式地使用奴隶主的语言一方面表明了对于我们身处的困境所采取的一种喜剧式、嘲讽式的反抗，一方面却同时吐露了我们自身对于创造，对于真正的反抗的无力。
这意味着一种使用压迫者的语言而没有新语言，也就是没有新武器或新思维，困在真空里的反抗。严肃地说，这事实上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反抗，或缺乏有效反抗的施力点。支撑着捷克天鹅绒革命的生猛的地下文化，以及哈威尔所强调的，一种赋予无权力者权力的“真正的生活”，是反抗的必要元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该低估先锋文学及朦胧诗派夭折的严重后果。不该低估作家、知识份子全面缴械的悲剧式后果。
现在，我们需要一种反抗的新语言。那需要所有能让新语言茁壮的土壤：一种真实有力的生活，真实有力的思考，活泼的意志。对自己诚实。深切反省的能力。和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为了反抗文言文数千年来套在我们头上的枷锁而铸造了“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一样，我们需要追索一种同时反抗毛文体和当代货币流通式文体的书写。它和自我卸甲、疲软不堪的消费文体站在最遥远的对立面。需要一种反抗“无害的文学”式的，以及虚假的乐观主义式的书写。一种根植在真实里，具有深刻的情感和观察力的书写。从人最根本的表达工具，语言，释放自己 – 这将是我们重建文化上平行结构的第一步。
1989年之后，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像是一个乞丐遗忘自己的家和庭院里的奇树，把精神和信念彻底遗忘。直到它们鼓起雄美的翅翼越过破碎的山河翩然重返，把几已不可辨识的我们寻获，把重新铸就的，语言那铁色、笔直的剑器递到我们手中。(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