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的人文地理
华南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文地理。长江以南高山与河谷交错分
布，人口分布不均。集贸中心周围肥沃的三角洲和灌溉发达的平原上农
业发达，靠近山区之地则多是土匪和部落原住民的天下，人烟稀少。各
宗族争权夺利，各民族也纷争不断，扰得四处不得安宁。
这些农民都是来自北方的汉人10。长江流域以北周期性的天灾和人
类不断向自然施压的行为，渐渐迫使汉人离开黄河流域，向南方迁徙。
比如，南宋时期便出现了一次大迁徙。不过，人口的流动往往都不易察
觉。如今，历史学家们将地方志中提到的水利工程统计制表后，已经可
以肯定地说，公元3世纪便有很多中国人渡过长江，进入拥有季风气候
和热带丛林的南部。迁徙人数在唐朝急剧增加，到13世纪晚期达到顶峰
后逐渐下降，最终在18世纪初趋于稳定。至此，中国已有略多于一半的
人口，在长江以南定居。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民族的差异将人口分成
两大区域。北方人说腔调各异的官话，而身量较小的南方人则发展出互
不相通的方言，比如广东话、客家话或闽南语。宗教差异也存在。此
外，华南宗族团体的规模，也比别处庞大得多。
迁徙而来的人们在长江这头发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新天地。这里雨
量充沛，年降雨量在三十至六十英寸之间。人们开拓新地（围田），修
建新式堤坝，设计出脚踏式水泵，灌溉高营养的水稻。11世纪时，因为
更为温和的气候使作物生长期延长了三个月，所以帝国从东南亚引进了
一种新的早稻。南方的农民使用这些新种和有机肥料，每年可丰收两至
三次。到14世纪，华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为人口激增提供
了条件。当时，中国全国的总人口超过一亿人。

虽然南方水田灌溉系统的规模比北方蓄水工程小得多，却需要更多
劳力和持续的维护管理。治理黄河是国家的责任，但大多数运河、堤防
和长江下游的水坝则由私人负责。在18和19世纪，此类工程由士绅负
责。这些士绅并非总是大地主。然而，18世纪以前，长江三角洲水利工
程的主要费用，似乎都来自靠地租为生的富裕地主。11
那些地产曾经可能是完整的领地，但至少到明朝，它们便分成了以
下几个部分：地主的房屋、其直接监管的劳动力以及由佃农耕种的边远
分散之地。这种地主制在中国华南的发展与官绅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
这点将在下一章讲到。免除徭役是士绅的特权之一。此外，士绅的政治
影响力往往也意味着他们的土地可以免缴地产税。因此，随着免税的领
地越来越多，自耕农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于是，缴不起赋税的他们
别无选择，只能将土地转让给更有影响力的地主和士绅，并成为后者的
农奴或佃农。农奴和佃农的界限并不明显。一旦卖身为奴，农奴就可以
像奴隶一样被买卖。而且，他们的后代往往也会继承这种身份。而佃农
则跟土地为一体，可能会在土地转手时被一起卖掉。只有官宦之家才能
合法地拥有农奴，但非士绅家庭也会打着收养贫苦孩子的名义暗行此
事，从而拥有一批能为其耕种领地的劳动力。

14世纪晚期，明朝第一位皇帝将长江沿岸的土地悉数充公，还给自
耕农。然而，在南方士绅看来，明朝的税收系统依然存在诸多漏洞。在
这种制度下，农民们再次被迫将自己的土地委托给大地主。到了16世
纪，尽管经济商业化已经开始削弱这种佃农和农奴身份世代相传的体
系，但佃租还是和以前一样高。随着越来越多的集镇为下层农民提供更
多的交流机会，个体对屈于人下的怨恨，逐渐演变为群体对长江下游大
地主的怨恨。1644年，明朝北方沦陷，南方的农奴和佃农暴动，要求撕
毁他们的卖身契，或归还他们的土地。
18世纪30年代，清朝废除农奴制。尽管佃农制依然存在，但中国华
南约一半的土地，最终还是为农民所有。这也是投资农用地利润下降的
结果。富人们发现，tou资城市房地产或放债获得的利润更大。然而，地
主所有制在南方比在北方更为显著（见图1-1）。中农和富农的财产分
布情况，长江南北大致相等：约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拥有百分之四十的土
地。不过，南方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百分之三的人口掌控了近一半的耕
地，导致南方的贫农数量几乎是北方的三bei。

公有财产的数量庞大是华南分配不均的原因之一。富有的宗族在由
族长掌管的信托和地产业上投资巨大。为了赚取收入支持家族仪式、福
利和教育，他们也会购置土地和当铺。士绅开办的慈善机构、乡村联盟
（乡约）、水利局，甚至秘密的会社等，让华南的乡村社会显得比北方
的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也反映出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商业化程度更
高。帝制晚期，随着地区间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以前的农民逐渐独
立，基本不再受市场关系的影响。例如，在湖南和福建的商业区，农民
向城里的地主交租时，都会小心翼翼地尽量利用和控制粮食交易价格，
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就这方面而言，个体耕种者都被卷入客观经济力量
织就的大网里——遥远省会城市的粮价波动、伦敦对茶叶需求的变化或
大阪丝绸服装款式的变化，都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

北方人口与土地占比

南方人口与土地占比

20世纪中国华北与华南的土地占有情况

来源：以上数据源自陈翰笙著《中国农民》，牛津出版社印度事务
分社，第22页。陈教授对地主所有制评价过高，引来了部分学者的批
评。他采用的这些数据都是20世纪实地考察的结果

◎人际关系与阶级冲突
有时，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卖方与买方之间的个人纽带能缓和客
观的市场关系带来的直接影响。17至18世纪之间，尽管许多地主都居住
在别处，但乡村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公认的阶级冲突，还是在精英阶层的
家长作风下有所缓和。从明朝晚期以来的佃租契约可以看出家族关系延
伸，并最终代替租约的过程。佃农们为家族婚丧之时提供特殊服务，以
期在特定的宗教节日受到地主的宴请。在中国最南端，许多农民就是其
家族的佃农，因此，如族中长老重诺守约，他们的后代就有可能享受到
福利和饥荒时期的赈济，甚至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存在家族关系
时，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交往（感情）来加深彼此
的交情。如此一来，歉收或粮食价格下跌时，佃农或许就有希望说服地
主减租。当然，他能否成功要视经济情况而定。有时，某些相对来说人
烟稀少的地方（比如，17世纪晚期的湖南中部），对佃农的需求量就会
较高。地主也会特别留心，以维持佃农的忠诚。但在劳动力过剩，土地
不足时（如19世纪20年代的江苏），地主对佃农需求的关注度，便会大
大下降。

矛盾是家长式统治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上层阶级带着复杂的心情
看待农民，佃户或散工对他们的感激中，也夹杂着怨恨。如果经济状况
有变，他们签订的保证其租赁权利的租约，也会成为一种束缚12。土地
和劳动力分派均匀时，地主和农民都会坚持较为友善的做法，从而相处
融洽。然而，如果人口给土地带来的负担太重，社会关系就会变糟。经
济上的小康与现实生活的需求仅一步之遥。两者过于失衡时，农民就会
发现，那些为牟利而学来的技能（协调与地主的关系；为快速便捷的信
贷而依赖放贷者；为可供销售的农作物，依赖多变的市场价格），反而
会束缚自己的生存能力。接着，憎恶会演变成敌对，锄头会变成武器，
富人们的大宅也会被焚烧殆尽。然而，经济情况一旦好转，农业产量又
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后，农民们便会重拾往日最熟悉的生活方式，再次过
上规律的乡村生活。

整个帝制晚期，有序与无序、耕种与反叛这两种状态，一直都在全
中国农民身上交替上演。只要自然资源足够维持人类生存，农村就会趋
于稳定。然而，持续增长的人口终究打破了这种平衡。16世纪后，葡萄
牙和西班牙水手将他们在美洲发现的作物——玉米、番薯、爱尔兰马铃
薯和玉米——介绍给中国人，更是加剧了上述情况。这些新作物在以前
从未耕种过的沙土地和干旱的山坡上茁壮成长。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
中国耕地面积翻倍，人口几乎翻了三倍，从一亿五千万增长到四亿三千
万。连人烟稀少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有人安家落户。数百万南方人移居
海外，更多的北方人则融入了满洲。尽管如此，人口的压力依然持续增
加。到18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土地的承受能力。
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尽管这场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它只是一系列
大叛乱的开端。这些叛乱将动摇王朝根基，打破农民与士绅之间自古以
来的和谐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