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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

蘇格蘭哲學家、經濟學家（1723-1790）
（重定向自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英語：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受洗）（新曆6月16日）—1790年7月17日），18世紀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被普遍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國富論》是第一本試圖闡述欧洲產業和商業發展歷史的著作，被視爲經濟學的里程碑。這一著作提出了許多經典理論，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劳动分工和市场自发调节等觀念，对经济学、政治学和道德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亚当·斯密
FRSA
亚当·斯密画像
出生1723年6月5日（舊曆）
1723年6月16日（新曆）
 大不列顛王國苏格兰法夫郡柯科迪
逝世1790年7月17日(1790歲—07—17)（67歲）
 大不列顛王國苏格兰爱丁堡
母校格拉斯哥大学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
机构爱丁堡大学
时代18世紀哲學家
地区西方哲學家
学派古典經濟學
主要领域
政治哲学、倫理学、經濟学
著名思想
古典經濟學、現代自由市場、勞動分工
各地用词差异
中国大陆亚当·斯密
受影响于
影响于
签名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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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與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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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生於蘇格蘭伐夫郡的柯科迪，確切的出生日期並不清楚，他在1723年6月5日於柯科迪受洗[3]。與他同名的父親身兼當地的律師、檢察官及海關官員等職務，而斯密的母親瑪格麗特·道格拉斯（Margret Douglas）則是老亞當·斯密的第二任妻子。父親在斯密出生前5個月便已去世，因此他由母親撫養長大[4]。在大約4歲時，斯密曾被一群吉普賽人誘拐，不過很快便被他的叔叔救回[註 1][6]。

6歲到14歲之間，斯密在柯科迪市立中學（英语：Kirkcaldy High School）學習了拉丁文、英语、算术，也閱讀歷史和古典詩歌[7]。在大約14歲時，斯密進入了格拉斯哥大學，在他稱為「永遠難忘的」（the never to be forgotten）法蘭西斯·哈奇森的教導下研讀道德哲學[8]。哈奇森的寬容態度、以及對霍布斯與普芬多夫等人強調人性中自私面向的學說進行批判，都對斯密帶來深刻的啟發[9]。

1740年，斯密領取斯內爾獎學金（英语：Snell Exhibition）進入了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然而他後來在《國富論》中抱怨牛津大學裡的教授過於怠惰，講課內容也顯得生硬呆板。[註 2] [10]。由於牛津大學教師們的懶散，斯密多了很多時間可以讀書與自學，甚至因為過於勤奮而生病[11] [12]。正是在這段時間內，他閱讀了休謨的《人性論》，並因此受到當地神職人員的訓斥[註 3][13][14]。在牛津的學習也使得斯密習得了標準的英語口音[15]。

牛津大學除了教學品質不佳之外，斯密及其他貝利奧爾學院的蘇格蘭的學生們還受到校方不友善的對待，領斯內爾獎學金的學生們（包括亞當·斯密）試圖和校方抗議，然而未果[16]。1745年發生的詹姆士黨人叛亂更加深了不同派系學生之間的敵意[17]。斯密最後沒有選擇神職的道路，在1746年離開了牛津大學。斯內爾獎學金旨在培養蘇格蘭牧師，按照該獎學金的條件，斯密本來應該因為拒絕擔任神職而需繳納罰款，然而處罰並未執行[18]。

教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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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蘇格蘭之後，斯密有一兩年的時間找不到工作。直到1748年，他才在凱姆斯勳爵，亨利·霍姆（英语：Henry Home, Lord Kames）的安排下開始於愛丁堡演講授課[註 4][20]。講座最初是針對語言、修辭學和英國文學，但後來也加入了自然哲學及法理學。他開始研究「財富的發展」。年近30歲時，他第一次闡述了經濟哲學是「明確而簡易的自然自由制度」，他後來將這些理論寫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一書裡。[來源請求]大約在這些講座開辦期間，他認識了大卫·休谟，兩人成為親密的好友[21]。認識了一些後來成為蘇格蘭啟蒙運動推手的人物：除了原本就是斯密鄰居的詹姆斯·奧斯華（英语：James Oswald (younger)）之外，他還結識了休·布萊爾（英语：Hugh Blair）、亞歷山大·韋德伯恩（英语：Alexander Wedderburn, 1st Earl of Rosslyn）、威廉·約翰斯通（英语：Sir William Pulteney, 5th Baronet）以及未來將會成為他的學生與同事的約翰·米勒[22]。

斯密透過這些講座建立了知名度，他在1751年獲任命為格拉斯哥大學的逻辑学教授，並在1752年改任道德哲學的教授。他的講課內容主要包含四個部分，分別是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伦理学、法理学和政治经济学[23]，其中倫理學和政治經濟學分別發展成為他後來的兩本著作——《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法理學的講課內容則可以從兩份留下來的學生筆記得知。

在格拉斯哥擔任教職的期間，斯密也加入了不少愛丁堡的哲學社團（如愛丁堡哲學學會（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Edinburgh）、菁英協會（英语：The Select Society）和撥火棍俱樂部（英语：The Poker Club）），因此他也會在空暇時間參與愛丁堡的學術與公共事務。例如1755到1756年時他參與了撰寫愛丁堡評論（英语：Edinburgh Review），並在致編輯的信中向英語讀者們介紹了法國新出版的百科全書以及讓-雅克·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24]。透過這些協會，斯密認識了更多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盟友，如威廉·羅伯遜（英语：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an)）和亞當·福格森等人。

道德情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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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論》一書，具體化了部分他在格拉斯哥的授課內容。這本書甫一出版便大受歡迎，使斯密作為一名作家獲得了廣泛的名聲。[25][26] 斯密的理論主要闡述了人類如何透過人性中同情共感（Sympathy）的機制，在與社會其他成員互動的過程中形塑自己的道德判斷。斯密流暢的、深具說服力且簡潔的論述相當突出，他的論述基礎既不是像沙夫茨伯里伯爵和哈奇森一般根基於特殊「良知」，也不是像休谟一般根基於效用和原始的功利主义，而是基于同情。[27]

除了《道德情操論》的再版以外，斯密在這段時間的思想發展亦可以由他的學生於1762[28]及1763年[29]所抄錄的授課筆記得知。

歐陸遊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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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63年底，政治家查理·汤森提供斯密一份收入更為豐厚的工作機會，擔任他的繼子亨利·斯科特，也就是後來的巴克盧公爵的私人家教。斯密辭去了在大學的教授職位，並在1764年至1766年間和他的弟子一同遊覽歐洲，大多是在法國，在那裡斯密也認識了許多知識份子的精英，例如阿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和达朗贝尔，尤其重要的是弗朗索瓦·魁奈—重農主義學派的領導人，斯密極為尊重他的理論。

國富論、晚年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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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柯科迪後，斯密在接下來10年時間裡專注於撰寫他的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稱為《國富論》，在1776年出版。這本書備受推崇並且被普遍流傳，斯密也隨之聲名大噪。1778年他獲得了一份在蘇格蘭的關稅部長職位，得以和他的母親一同居住在愛丁堡。他在1790年7月17日於愛丁堡去世。在死後清點遺產時，人們發現他顯然秘密貢獻了相當大一部分的收入用作慈善用途。

斯密的遺囑執行人是他在蘇格蘭學界的兩名好友—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約瑟夫·布雷克以及地質學家詹姆斯·赫頓。斯密留下了許多未發表的著作，遺囑聲明要銷毀其中一部分斯密認為不適合發表的著作，其餘的著作則在後來陸續發布，包括在1795年出版的《天文學歷史》（History of Astronomy），以及《哲學論文集（英语：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斯密的頭像被印在2007年3月13日发行的二十元英鎊的背面上。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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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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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道德情操論

國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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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國富論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國富論), 1922

《國富論》一書是斯密最具影響力的著作，這本書對於經濟學領域的創立有極大貢獻，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西方世界，這本書甚至可以說是經濟學所發行過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國富論一書成為針對重商主义（認為大量儲備貴金屬是經濟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理論）最經典的反駁，在這本書於1776年出版後，英國和美國都出現了許多要求自由貿易的聲浪。這些聲浪還認為當時經濟的艱難和貧窮是因為美國獨立戰爭所造成的。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被說服相信了自由貿易的優點：英國政府和議會依然繼續維持重商主義多年。

國富論一書也否定了重農主義學派對於土地的重視，相反的，斯密認為勞動才是最重要的，而勞動分工將能大量的提升生產效率。國富論一書非常成功，事實上還導致許多早期學派的理論被拋棄，而後來的經濟學家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則專注於將斯密的理論整合為現在所稱的古典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由此衍生）。馬爾薩斯將斯密的理論進一步延伸至人口過剩上，而李嘉圖則提出了工資鐵律—認為人口過剩將導致工資連勉強糊口的層次都無法達成。斯密假設工資的增長會伴隨著生產的增長，這個觀點在今天看來則較為準確。

國富論一書的重點之一便是自由市場，自由市場表面看似混亂而毫無拘束，實際上卻是由一隻被稱為「看不見的手」所指引，將會引導市場生產出正確的產品數量和種類。舉例而言，如果產品發生短缺，產品的價格便會高漲，生產這種產品所能得到的利潤便會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產，最後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許多產品進入了市場，生產者之間的竞争將會增加，供給的增加會將產品的價格降低至接近產品的生產成本。即使產品的利潤接近於零，生產產品和服務的利潤刺激也不會消失，因為產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了生產者的薪水在內。如果價格降低至零利潤後仍繼續下跌，生產者將會脫離市場；如果價格高於零利潤，生產者將會進入市場。斯密認為人的動機都是自私而貪婪的，自由市場的競爭將能利用這樣的人性來降低價格，進而造福整個社會，而提供更多產品和服務仍具有利潤的刺激。不過，斯密也對商人保持戒心，並且反對垄断的形成。

斯密也大力批評過時的政府管制，他認為那些管制將會阻撓產業的擴展。事實上，斯密反對絕大多數政府管制經濟的行為，包括关税在內，他認為關稅最終將導致長期的效率低落以及價格的居高不下。這個理論在今天被稱為「自由放任」，代表「讓他做、讓他去、讓他走」，這個理論後來影響了政府的立法，尤其是在19世紀裡。在國富論一書裡最知名也最常被後人引用的兩句話是：

我們不能藉著向肉販、啤酒商、或麵包師傅訴諸兄弟之情而獲得免費的晚餐，相反的我們必須訴諸於他們自身的利益。我們填飽肚子的方式，並非訴諸於他們的慈善之心，而是訴諸於他們的自私。我們不會向他們訴諸我們的處境為何，相反的我們會訴諸於他們的獲利。

因此，由於每個個人都會盡力把他的資本用以支持並管理國內的產業，這些產業的生產於是便能達到最大的價值；每個個人也必然竭力的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擴大。確實，他通常並沒有打算要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促進了這種利益至何種程度。由於寧願支持國內的產業而非國外的產業，他只是盤算著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產業的方式在於使其生產的價值能夠最大化，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些常見的情況下，經過一雙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他也同時促進了他原先無意達成的目標。並非出自本意並不代表就對社會有害。藉由追求他個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為有效地促進了這個社會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佯裝增進公共利益而干預貿易的人所達成的。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被後世的經濟學家認定是古典經濟學的開端。

其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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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死後不久，他遺留的手稿幾乎全都銷毀了。在他生前最後一年裡他似乎计划撰寫兩篇主要的論文，一篇是有關法律的理論和歷史，一篇則是和藝術與科學有關。在死後才出版的《哲學論文集》所收錄的可能是後一篇論文的部分。

「亞當·斯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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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亞當·斯密問題

對於亞當斯密在強調“同情”的《道德情操論》與強調“私利”的《國富論》兩書間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爭論。經濟學家约瑟夫·熊彼特稱這為「亞當斯密問題」（das 'Adam Smith-Problem）。在道德情操論一書裡，斯密似乎強調人類在慈善動機下的意圖與行為的同步性，而在國富論裡這則被分裂為「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宣稱，在資本主義體制裡，個人依照他們自己的利益行動時也會提升共同體的利益。於是這便解除了私利的矛盾，他也多次指出對於利己和人類動機的狹窄定義所可能引發的矛盾。不過這並不表示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一書否定了私利的重要性，他寫道：

因此，物種自我保衛和繁殖的機能架構，似乎是自然界給予所有動物的既定目標。人類具有嚮往這些目標的天性，而且也厭惡相反的東西；人類喜愛生命、恐懼死亡、盼望物種的延續和永恆、恐懼其物種的完全滅絕。雖然我們是如此強烈的嚮往這些目標，但它並沒有被交給我們那遲緩而不可靠的理性來決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導我們運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來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飢餓、口渴、尋求異性的情慾、愛情的快樂、和對於痛苦的恐懼，都促使我們運用這些手段來達成其本身的目的，這些行動都將實現我們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結果—偉大的自然界所設定的善良目標。

亞當斯密本人並不認為這兩者存在矛盾，在國富論一書出版後，他又發行了經過稍微修正的道德情操論版本。他或許認為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終都將達成相同的目標。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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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一書成為了第一本試圖闡述歐洲產業增長和商業發展歷史的著作，也成為了開展現代經濟學科的先驅。它也提供了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最為重要的論述基礎之一，極大的影響了後代的經濟學家。

《國富論》一書的原始版本則存在一些爭議，一些人主張書中的內容曾被竄改的較為溫和，以符合當時某些思想家如大卫·休谟和孟德斯鳩的既定理論。的確，許多斯密的理論都只簡單地描述歷史的走向將會遠離重商主義並朝向自由貿易，而當時這種走向早已發展了數十年，並且已對政府政策有極大影響。無論如何，斯密的作品廣泛地組織了他們的理論，因此至今仍是經濟學界最為重要而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

個人生活與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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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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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斯密在宗教議題上極為謹慎，史家對他的信仰多有爭論。斯密的父親對於基督教有強烈興趣[30]，母親也是虔誠的教徒。斯密本人在大學期間也曾接受斯內爾獎學金，前往英格蘭接受神學相關的教育，不過他最後並未如其他接受獎學金的同學們一樣選擇神職[18]。由斯密對伏爾泰的景仰以及與休謨的親近關係可以推斷，他的的信仰很有可能並不如父母一般堅定。儘管他在公開著作中對宗教採取了比休謨更溫和的立場，認為宗教可以為得不到他人同情的人們提供情感上的安慰[31]，然而在私人信件中他曾經讚揚休謨面對死亡的平靜態度「勝過所有哭哭啼啼的基督徒」[32]。

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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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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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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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斯密十九世紀的傳記作家John Rae寫道，要是沒有被及時救回，斯密「很可能成為一名沒什麼出息的吉普賽人」（[Smith] would have made, I fear, a poor gypsy.）。[5]
  2. ^ 「在牛津大学中，多年以来，绝大多数的大学教授都已经完全放弃了教学，甚至连假装一下都不愿意。」（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ublic professors have, for these many years, given up altogether even the pretence of teaching.）
  3. ^ 斯密過世後的1797年，月刊（Monthly Review）記載了斯密朋友轉述的這件軼事：「宗教審判官查封了那本異端書籍，並嚴厲譴責了這位年輕的哲學家。」 （the reverend inquisitors seized that heretical book, and severely reprimanded the young philosopher.）
  4. ^ 講座舉辦的具體地點無法確定，但很有可能由愛丁堡哲學學會（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Edinburgh）主持，辦在愛丁堡大學校內或其他周邊的公共場所。當時愛丁堡大學的校內外皆時常有講座舉行，競爭激烈。[1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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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1. ^ Christopher Kelly and Eve Grace (eds.). The Rousseauian Mind (THE ROUTLEDGE PHILOSOPHICAL MINDS).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130–139. ISBN 9781138205314. 
  2. ^ Adam Smith | Biography, Books, Capitalism, Invisible Hand, & Facts | Britannica. www.britannica.com. 2023-05-17 [2023-05-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4-16） （英语）. 
  3. ^ Ross 2010，第1頁.
  4. ^ Ross 2010，第2頁.
  5. ^ Rae 1895，第4-5頁.
  6. ^ Ross 2010，第17-18頁.
  7. ^ Ross 2010，第18-20頁.
  8. ^ Ross 2010，第46頁.
  9. ^ Ross 2010，第49頁.
  10. ^ Ross 2010，第57,64-65頁.
  11. ^ Rae 1895，第25頁.
  12. ^ Ross 2010，第70-71頁.
  13. ^ Rae 1895，第24頁.
  14. ^ Ross 2010，第71-72頁.
  15. ^ Rasmussen 2017，第47頁.
  16. ^ Ross 2010，第73頁.
  17. ^ Ross 2010，第72頁.
  18. ^ 18.0 18.1 Ross, 2010 & pp73-74.
  19. ^ Ross 2010，第81-82頁.
  20. ^ Ross 2010，第80頁.
  21. ^ Rasmussen 2017，第45-46頁.
  22. ^ Ross 2010，第82-83頁.
  23. ^ Smith 1977，第9頁.
  24. ^ Ross 2010，第145-150頁.
  25. ^ Smith 1977，第33-36頁.
  26. ^ Ross 2010，第165-167頁.
  27. ^ Samuel Fleischacker. Adam Smith’s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史丹佛哲學百科全書. 
  28. ^ Smith 1982.
  29. ^ Smith 1896.
  30. ^ Ross 2010，第14-15頁.
  31. ^ Rasmussen 2017.
  32. ^ Smith 1977，第203頁.
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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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语录上的亚当·斯密语录
一般
作品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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