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经纬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和奋斗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宝贵历史经验。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所概括的“十个坚持”为标志，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总结历史经验，目的在于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桥”和“船”的指引，而总结历史经验本身同样需要“桥”和“船”的指引。通过系统梳理党的“总结经验史”，从中概括提炼出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加强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加有效地用以指导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注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历史经验

 

总结历史经验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要把历史经验总结好，最根本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掌握好，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历史、把握历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党在思想、理论等方面准备不足，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认识不多、知之不深，不懂得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并将其运用于革命斗争中，走了不少弯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错误倾向，都是与总结经验的科学思想方法相违背的，都曾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于照抄书本上的具体结论或别人的现成经验，把某些国家在特殊条件下得出的历史经验当成普遍适用的金科玉律，而不是从自身实际出发来总结经验。经验主义看似重视经验，但它只相信个人有限的直接经验，不重视把感性经验及时上升为理性认识，其要害在于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看似对立，实质上则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分割开来。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是不懂得如何正确总结经验的思想懒汉。

 

正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同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掌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也使我们党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中走出了一条通往革命胜利的道路。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学习苏联起步。我们党很快认识到，苏联经验并非都是成功的经验，也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必须独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我们党总结运用历史经验的过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每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都是党总结不同时期历史经验的产物，同时又指导形成了新的历史经验。党的创新理论以其高度的体系化概括、理论化表达、创造性思维、全局性指导，成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和集中体现。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时间跨度越来越长、视域越来越宽广、历史自觉越来越强，对历史经验的运用越来越主动、越来越娴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也越来越丰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永无止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也永无止境。今天，要把历史经验总结好运用好，最根本的是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凝结着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经验和重大成果。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更好肩负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使命，才能有力揭示出这一划时代伟大变革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一思想武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特别是要深刻掌握“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运用贯穿其中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去总结、运用和发展历史经验，进而为丰富人类历史经验宝库作出更多原创性贡献。

 

二、注重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总结历史经验

 

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根本方法。与唯心史观从观念、从神的意志出发解释历史的方法不同，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去认识历史，指出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起源，历史的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唯物史观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的辩证统一，因而能够科学客观地观察和评判历史真实，从乱花迷眼的历史表象中揭示出历史规律。唯物史观在党史领域的具体运用，内在要求坚持正确党史观。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都离不开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来认识历史、总结历史经验。

 

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总结历史经验，首先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对事物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论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毛泽东强调，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评价历史，把完整的历史过程人为割裂开来，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习近平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维。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他旗帜鲜明提出了“三个决不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针对一些人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看法，习近平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后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前一个历史时期，也不能用前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后一个历史时期。针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我们党已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这样似是而非的论调，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明确否定了把执政党和革命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这些都是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得出科学历史结论。

 

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总结历史经验，还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党在前进道路上难免经历失误和曲折，但同成绩和主流相比，失误和曲折是第二位的。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必须在把握根本、分清主次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用局部否定整体、用党在某一时期的某个具体失误否定党的本质。当然，强调把握根本、抓住主流，不是说要对失误和曲折视而不见，而是说对历史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全面辩证，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总结历史经验，尤为重要的是要正确看待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正确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坚定不移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同时，不同的人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性质、大小是不一样的，历史人物起的作用大一些。唯物史观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是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引路人，必须坚定不移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是否拥有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能否正确对待自己的领袖人物，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坚决顶住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指导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习近平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正因为我们党坚持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历史和领袖人物的科学态度，在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这个事关根本和长远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处理得当，就没有犯颠覆性错误，从而为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党和人民事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注重从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

 

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既重视总结成功的经验，也重视总结失败的教训，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成功之道。毛泽东多次强调正确对待错误、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他说：“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邓小平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习近平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

 

中国共产党善于从挫折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拨正前行航道。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曾犯过“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除陕甘以外各主要根据地丢失，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使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通过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才使中国革命之路在历经曲折之后“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泽东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同样是在走过一段弯路后，才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在以苏为鉴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但由于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时间不长，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经验积累，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差，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付出了不小代价。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事实上，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思考，就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习近平也深刻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

 

强调失败是成功之母、坏事可以变好事，不是说这一切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关键是要有重视总结失败教训的自觉性和善于总结的能力。习近平指出：我们常说“吃一堑，长一智”，“一智”是怎么长的？通过总结，认识到“一堑”为何，从中吸取了教训、引为鉴戒，这样才会长“一智”。由“堑”到“智”的转化，是通过总结实现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是因为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敢于正视错误，能够深入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善于从汲取教训中深化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当然，党和国家工作中难免还有缺点和不足，对此我们党一贯采取正视而不是回避的态度。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也是在正视问题不足、不断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取得的。比如，我们正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旗帜鲜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我们正视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得到根本扭转；我们正视经济建设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使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我们正视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等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我们正视民生保障短板和薄弱环节，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正视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突出等问题，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总之，敢于直面自身缺点和不足，并善于从中找到努力改进的方向，进而使之内化为党的成功经验的一部分，这是成就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重要密码。

 

四、注重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总结历史经验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从来都是立足实践，坚持问题导向。一百多年来，党能够领导人民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能够始终站在时代潮头、引领风气之先，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党注重学习总结，不断增强革命、建设、改革所需的实际本领。

 

毛泽东曾精辟指出：“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从打小仗中学会打大仗，每打一仗总结一次、前进一步，在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逐渐发展壮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游击战“十六字诀”，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持久战理论，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抗美援朝战争时的“零敲牛皮糖”，等等，这些战略战术上的重大经验和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出来的，而是在真刀真枪的实战中得出来的。正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娴熟掌握了“战争的游泳术”，成长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英雄军队，在世界军事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进行革命战争如此，搞建设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依靠善于学习总结，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在工作实践中逐步积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成功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而没有实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独创性经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熟悉，我们党坚持边干边学、边实践边总结，在实践中逐步加深规律性认识。毛泽东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改革开放后，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形势，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人们形象地把这种做法称为“摸着石头过河”。我国改革开放就是先试验、后总结、再不断推广的过程，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的过程。习近平指出：“摸着石头过河，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符合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不能说改革开放初期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再摸着石头过河就不能提了。”对改革中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们党既大胆试、大胆闯，又蹄疾步稳、稳扎稳打，坚持试点先行、由点到面，实现了以试点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人民在共享发展和稳定红利后进一步支持改革的良性循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境界。

 

在实际工作中，调查研究是总结经验必不可少的手段。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看，总结经验就是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从对事物现象的认识进到对事物的本质性和规律性认识，进而能动地指导具体实践的过程。《论十大关系》这一带有系统总结性质的重大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1956年在听取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关键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预设框框，不能抱有定见，不能刻舟求剑。毛泽东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习近平指出：“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革命战争年代形势瞬息万变，我们党总是根据革命斗争的复杂情况，及时总结斗争经验，以形成务实管用的斗争策略。搞建设、抓改革同样需要审时度势，在调研总结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实际及时调整相关政策策略。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就是习近平在敏锐察觉新形势新变化并深入调研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为我们在未来各种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经济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作了战略性布局、下好了先手棋。

 

社会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人的认识水平不断深化，总结经验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及时总结新情况新经验，深化拓展已有的经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有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有大量新事物新经验需要总结，以老经验应对新事物、以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不行的。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加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系统总结，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五、注重依靠人民群众、发扬民主总结历史经验

 

历史经验来自社会实践，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只有深入群众，把群众创造的实践经验收集归纳起来，才能获得真理性认识，作出科学决策。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群众路线这一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作为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方法。

 

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善于总结运用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他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他还要求：“党委领导不但要交任务、交政策，而且要交经验”，“不但要总结领导的经验，而且要着重总结群众生产的工作的各种经验。”邓小平也非常重视从基层实践和群众发明创造中总结经验。他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许多新鲜事物都是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改革开放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

 

习近平高度重视汇聚民智民意来总结历史经验，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早在地方工作时，他就十分关心并支持基层实践和群众创造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七下晋江，在实地调研中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他到浙江工作后，高度肯定浙江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有益尝试，党的十八大后又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鼓励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各自实际开拓创新，特别是在前沿实践中大胆探索，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浙江省长兴县2003年率先实行，2016年在全国全面推行的河长制，以小切口撬动了生态文明建设大棋局；“最多跑一次”改革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方便，极大增强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商事制度改革”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激发了经营主体的活力潜力；上海自贸试验区敢为人先，大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事实证明，基层群众在实践中进行的新探索、创造的新事物、产生的好做法，是总结经验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感知最真切。毛泽东提过两种通过体察民情总结为政得失的办法，一种是“察言观色”，一种是“多听闲话”。1943年，时任鲁中区委书记江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教导他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了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闲话”也就是牢骚、批评，从群众的闲话中常常能了解到一些不容易了解的真实情况，这也是总结经验的一种途径。毛泽东说过：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的机会。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是从“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样的闲话中，敏锐察觉到一些群众对边区过度征收公粮的不满情绪，从而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习近平指出：“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他多次强调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意见，对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这种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态度，使我们党能够真正“以百姓心为心”，制定出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从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

 

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凝结着对全局的或某方面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正因如此，我们党十分注重把形成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的过程变成广泛汇聚民智、集思广益的过程。根据制度安排，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等，都要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有些还要反复征求意见。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也都是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广泛征求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在延安的各方面高级干部的意见，并经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毛泽东指出：“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也是集思广益、发扬民主的过程。为把决议起草好，党中央专门组织开展了四千人大讨论，充分反映了我们党高度民主的作风和强大的自信。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凝聚全党意志的智慧结晶。决议稿在文件起草组范围内就经过多次反复修改，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对决议文稿认真审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决议起草过程中，还广泛吸纳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确保了决议凝聚全党智慧和意志，成为关于党的历史的一份高质量文件。

 

六、注重在应对风险考验中总结历史经验

 

矛盾问题和风险考验是形成历史经验的沃土和富矿，解决的矛盾问题越尖锐，应对的风险考验越重大，越能获得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就是一部在经受大风大浪、应对风险挑战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发展壮大的历史。

 

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全党面临被反革命势力瓦解和消灭的重大考验，我们党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深刻道理，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面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长征、如何最大限度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的重大考验，我们党在遵义会议上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面对全面内战爆发、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重大考验，我们党积极做好应对复杂局面的充分准备，坚决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失时机转入战略进攻和战略反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民经济千疮百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封锁的重大考验，我们党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向世界表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造成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我们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考验，我们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面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重大考验，我们党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顶住了冲击、站稳了脚跟；面对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以及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汶川特大地震、非典疫情等一系列特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重大考验，我们党坚定信心、沉着应对，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彰显了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这些重大考验，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有战争年代的也有承平时期的，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有来自人类社会的也有自然界的，有关乎生死存亡的也有关系发展前途的，种类和性质各异，但复杂程度和处置难度均为世所罕见。我们党以敢于斗争的胆识勇气、善于斗争的智慧韬略，成功应对了各种重大风险挑战考验，积累了丰富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经验，提升了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清醒认识内外环境新的重大变化和面临的风险挑战，把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作为治国理政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习近平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特别是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同过去相比，我们党面临的风险挑战考验数量种类更多、范围领域更广，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2018年1月，习近平从八个方面列举了十六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2019年1月，习近平再次从九个方面强调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着重要求领导干部肩负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回顾这些年我们党走过的历程、应对的挑战、取得的成就，有的是前所未有的，有的是振聋发聩的，有的是荡气回肠的，有的是惊心动魄的。正是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过程中，我们党深化了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认识，提高了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能力，提高了在复杂局面和极端情形下制定实施正确战略策略的能力，丰富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

 

习近平指出：“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不会风平浪静，甚至遇到惊涛骇浪。我们要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既注重运用党在历史上积累形成的丰富经验来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又注重在应对风险考验中及时总结新鲜经验，不断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使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始终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七、注重把历史经验上升为制度

 

同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一样，总结历史经验也会经历一个由浅入深、从零散到系统、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将具体零散的经验总结升华，以制度形式将历史经验巩固下来，并使之持久稳定地发挥指导作用，这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方法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总结长期的革命斗争理论和实践经验，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重大制度。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强调全党服从中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此后，党中央相继制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等一系列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党的七大把“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写入党章。1948年，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推动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普遍建立起来。此外，在加强理论武装、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深入调查研究等方面，我们党都注重把实践中取得的经验上升为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以军委主席负责制，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制度作保证，成为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这些建党建军方面的重大原则和制度，是对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取得的一系列宝贵经验的升华，对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能简单运用现成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来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在新中国成立前二十多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依托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积累了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宝贵经验，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新社会进行了重要探索。1949年，毛泽东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政体，还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的顶层设计，凝结着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最根本、最宝贵、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呈现出盛大的开国气象，构建了新中国的“四梁八柱”，奠定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制度基础，可谓规摹弘远。在此基础上，我们党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及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坚定制度自信、加强制度建设，及时把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和各方面经过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上升为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中不断走向成熟，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党把坚持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及时把实践探索中获得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制度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我们党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思想上升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一部分；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上升为根本文化制度；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全力推进脱贫攻坚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扶贫体制机制，形成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党的自我革命重大命题的基础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等，都体现了将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重大原则和重要经验及时升华为制度的高度自觉，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

 

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和巩固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基础上，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继续加强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及时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成果上升到制度层面，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八、注重把日常总结同重要历史节点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

 

总结经验包括日常总结，也包括重大关头、重要节点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我们党十分注重把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从中央领导层到各级党组织都养成了一种勤于总结、善于总结经验的浓厚空气，并在长期的多领域、多层次、多角度总结中，形成了一整套全面丰富、涵盖广泛、科学管用的历史经验体系。

 

总结经验需要把功夫下在平时。围棋高手重视从日常对局的复盘中总结经验，干工作也需要如此。每完成一项任务、经历一个阶段，都有必要及时进行回顾和盘点，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继续前进，日臻完善。邓小平指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中央领导层以上率下，各地区各部门、党的各级组织每年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向党中央定期报告工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惯例和工作规矩，已内化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还建立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等重大制度性安排。党和国家各个层级、各条战线每年进行常态化工作总结，首先是严明党的纪律规矩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推动全党及时总结经验的制度性安排，有利于各级党组织及时总结得失、改进工作，也便于上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作出决策，形成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如果没有日常工作中对经验的点滴积累和逐步深化，没有平时各级领导干部总结经验意识和能力的自觉养成，关键时期和重大关头很难总结出有分量的历史经验。

 

重要历史节点是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和重大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在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历史关头总结历史经验，既是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的要求，同时能够以其庄重的仪式感，在全党起到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的作用。相比日常总结和一般性的工作经验总结，我们党在重要历史节点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往往更系统、更深入，更具全局和长远指导意义。我们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了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对历史经验进行定期总结的常态化制度机制。像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有关中央全会，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红军长征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庆祝和纪念，以及老一辈革命家诞辰纪念等，都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一系列重大党史事件和重要党史人物纪念活动等场合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论述，加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党的历史的科学认识、基本观点、重大结论，为全党科学对待党的历史、认真总结和运用党的历史经验作出示范。这些总结，有总揽各个历史时期的全景式经验总结，也有专注于某个历史阶段的阶段性经验总结，有全局性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有专门性的历史经验总结，有史论结合、系统展开的正面阐述，也有要言不烦、画龙点睛的精辟概括，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

 

在重要历史节点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层次规格最高、影响最深远的当数三次中央全会制定的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党的历史决议是我们党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放眼较长的历史时期，对党的历史和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深入总结的具有最高政治权威的形式。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我们党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关头、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上诞生的；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在改革开放大潮初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之际诞生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在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诞生的。三个历史决议面临的时代背景不同，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内容重点和着力点不同，但都是在重要历史节点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性、系统性、战略性总结的典范，都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九、注重把总结历史经验和立足当下、开创未来统一起来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属于向后看，但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当前和今后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这透彻地讲清了总结历史经验同开创未来的关系。

 

把总结历史经验和立足当下、开创未来统一起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永不停滞僵化，永不骄傲自满。丰富的历史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但如果因此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过去取得的历史成就也可能变成包袱，当时管用的历史经验也可能变成陈旧过时的东西。毛泽东指出：“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对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觉性，那它们就会成为负担或包袱。”习近平指出：“我们过去取得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能够帮助我们更好面对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但不能成为我们骄傲自满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包袱。”只有在坚持和运用历史经验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与活力。

 

把总结历史经验和立足当下、开创未来统一起来，必须把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胸怀的重要体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时强调，“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主要目的还是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正确方向上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谈话时明确提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种“向前看”的鲜明导向，不仅一以贯之体现在党的历史决议内容的精髓要义上，也体现在通过历史决议的时机选择和场合安排上。第一个历史决议原本是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后来改为提交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其原因正是毛泽东所讲的：“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第二个历史决议提交党的十二大之前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邓小平指出：“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看的话。”同样，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也有着深远的考量。这种“向前看”的鲜明导向，使党的三个历史决议能够在广泛凝聚全党对历史问题共识的基础上，分别为党的七大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为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谋划和全面部署，作了充分准备，奠定了重要基础。

 

把总结历史经验和立足当下、开创未来统一起来，还有一个正确对待自身历史文化传统、正确看待“古”与“今”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这两种错误倾向。厚古薄今论者虽然重视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但往往过度美化历史上的东西，陷入对古人及其创造的历史经验的盲目崇拜，甚至以古非今、贵古贱今，变成保守主义乃至复古主义，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厚今薄古的主张从表面上看体现了今人超越古人的自信自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在于，实践当中这一提法容易导致把“古”与“今”人为地对立起来，产生是今非古、盲目自大的片面性，导致“左”的错误偏向。在对待“古”与“今”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做法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而是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经常旁征博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但论证的都是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出发点都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着眼点都是更好地面向未来。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对历史上的吏治、反腐倡廉、道德建设、监察等方面的思想遗产和制度安排，习近平都要求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积极总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展现出集大成的理论气度，很重要的是因为善于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汲取养分，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通古今之变、汇时代之智，既承继前人又超越前人，从而成长为根深叶茂的理论大树。事实证明，只有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怀有足够的礼敬，同时又坚持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做到尊古不复古、学古不泥古，“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通往未来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总之，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的一大传统、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开创美好未来，创造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制定和实施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促进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不断巩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大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极大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历史经验宝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总结历史经验也永无止境。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总结和用好历史经验，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远征中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